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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7章
    1

     我搁下怀里的一摞书,望望屋里,听听头上阁楼,问:“大姐走了?”

     “走了。”四姐头也不回地说。

     我想这倒很像大姐的个性,来去都不打声招呼。母亲在屋里骂:“六六你冲瘟去了,喊半天都不见人影,家里那么多事!”我走进屋里去,很亲热地叫了一声妈妈。

     母亲蹲在地上,在收拾床底下的瓶瓶罐罐杂物,像没听见一样。过了一会儿,才站起来,瞟了我一眼,既怪异又冷漠,脸拉着,像在说:我就知道大丫头回家,没好事,你成天拉着她说些啥,以为我不晓得?

     我不管母亲的反应,问她二姐怎么样。

     母亲说,二姐的小孩拉肚子,害得她去烧香也没烧成。我知道母亲没有说实话,她过江一定是去办只有她自己知道的事。

     我喝了杯白开水,就拿了搁在堂屋的那一摞书,上阁楼。阁楼里大姐在床上斜躺着,也像是到家不久,刚洗过脸,有几绺头发湿湿的。她看见我吃惊的样子,大笑起来,说:“要骗你太容易,一骗一个准。”

     “骗吧。”我没生气,在床边坐下来。

     大姐自己情绪一下倒打了个转:“哼,这个家,每个人都巴望我早点走。我知道我碍人眼,占人地,让人挤得慌。”

     她说就这两天走,但隔不了太长时间就会回来,永远回来,再也不在那个鬼山旮旯傻待了,绝对不干。

     那是个下午,应该是下午,我记不清楚。时间在那一天对我不存在,连我自己是否存在,我也不在意。我的头脑和心灵正落在喘不过气的快乐之中,在这以前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。

     楼下有人在叫大姐,大姐朝堂屋探了一下头,马上回到屋里,对我说,她得走。

     “你走了?”我稀里糊涂地问了一句。

     “出去一阵。放心,大姐今天还不会走。”她拍了拍我的脑袋,还以为我舍不得她。

     我走到小木廊上,见大姐和一个男子边说边笑出了院门,大姐是故意的,让家人和院子里的邻居们看。那个人有篮球运动员那么高,我想,这回大姐准又是爱上什么人,她会真像她说的那样,离开煤矿,要饭也要回到这个城市来。

     四姐上阁楼来,一脸不高兴,说:“你待在这里做啥?还不去把灶坑下的煤灰倒到江边去。”她肯定又在和德华闹矛盾,只好把气出在我身上。

     “那个人是哪个?”我问四姐。

     “哪个嘛,以前大姐一起下巫山的知青。”

     “她回来这些天是不是一直在找他?”

     “你啷个晓得?”

     “乱猜的。”我边说边下楼梯,心里佩服大姐,她还真找着他了。

     大姐说过他,两人是老相识,而且早就有点意思。那天大姐让我去找她的一个女同学,就是为了找他。这个男人的前妻,是半个日本人。刚解放那阵子一家人住在中学街。1953年,所有与中国人结婚的日本人都得离开,孩子不允许带走。两个公安人员来押解。日本女人不愿走,丈夫不肯放她走,三个女儿一个拉着日本女人的手,两个抱着她的脚。日本女人的眼泪如针线那么垂落不断。那是中学街这条街上有史以来,最让人看了鼻子痒喉咙哽的一个场面。

     哪怕日本母亲被赶回去了,一家子还得遭罪,每次运动一来,就得交代为什么要当“汉奸”,孩子在街上老挨人骂“日本崽”。那个高个男子,因为娶半日本血统的姑娘做老婆,跟人打了不少架,动了刀子,被送去劳教过。患难夫妻多年,70年代末,突然政府和日本友好了,有海外关系的人开始吃香,半日本血统的老婆身价高了起来,离他而去,只剩下离婚签字了。

     很晚,大姐回来。我说:“你和他倒是一对,离婚冠军。”

     “我小孩都已经一大堆,有哪个男人要喽?”

     大姐把话题转开,哼起一支四川小曲,她的声音甜润,宽厚,她说她根本不在乎男人,男人哪个是好东西?大姐一定是同时在耍几个男人,她不把自己置于进退维谷的境地,不会安心。

     2

     我睡得从未有过的沉,无法醒来,第二天很晚才起床。阁楼里没人,我奇怪自己第一个动作就是把镜子拿在手里,那的确不是我,全变了,尤其是我的眼睛:以往的惊恐,被一种沉静的色泽覆盖了,我看着,心里又快乐起来。我对镜子的迷恋是从这个上午开始的,一面小小的镜子,是我居住的世界,隔开了我不喜欢的一切,我走在里面,穿过雾气和雨水,我走走停停,打量着熟悉的人影,熟悉的房屋。

     水沟那条街上大人在打自家小孩,追着打。“你跑,你跑,看我不砍断你的狗蹄子!”天窗灌入男人粗声大气的谩骂。那个总是喜欢逃到城中心那边去的男孩又被逮住,套上铁链,饿三天四天,只剩一口气时,男孩就会服输,求饶。

     但男孩总是逃,这个怪孩子,他到底要逃到哪里去?

     结婚没几天,德华已开始不归家,即使回来,也常常带一身酒气,醉醺醺的。下班后,他和厂子里一帮青工在一起,划拳酗酒,打扑克赌钱。见着四姐,也爱理不理。四姐只有哭,他不在乎,说跟四姐在一起,生活没劲透了。四姐嘲讽他:一个结婚的男人,你的女同学不会理睬你了。他听了这话,掉头就走,索性躲到同事家里,不仅不回这个家,连他自己父母家也不回。

     大姐让四姐学她,另找一个男人。四姐说她没有换男人的本领,不能没有德华,她要大姐帮她去把他劝回家。

     我下了阁楼,她俩早就走掉。吃中饭时,父亲让我和五哥不要等母亲,一早母亲就去城中心二姐家,帮二姐照看生病的小孩。父亲说,母亲肯定要在二姐那儿吃了晚饭才回来,今天我们三个人吃饭。

     父亲很忧心忡忡,背弯着。他叫五哥去找渔竿渔网,说看能不能补好。

     五哥说,渔竿渔网早被三哥拿走了。

     父亲听了,皱了皱眉头,在烟杆里装了一支新裹的叶子烟,没点上火,就慢慢朝院门口走去。父亲没说去哪里,我也没问,他可能去江边,也可能去别的地方。这个家现在每个人都偷偷做自己的事。

     3

     突然的转折,出现在我背着书包朝学校走的路上。本来应该出现的,早晚会出现的,如果不是我下定决心对直撞过去,可能还会延续一些日子。

     穿过马路,学校大门没有什么人,较平时相比,很安静。因此,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个跟着我的男人,站在校门旁边二十来步远的墙下。不错,正是那个人,他一见我,就闪进墙旁的小路,那么迅速,慌里慌张。

     那天学校是否上学,我不清楚。那时我脑中除了想再见到历史老师,根本没想别的。甚至忘了盘桓在我心里的问题,关于身世的疑惑和谜团,在那一两天都暂时闪开了。但在这一刻,又冒了出来。这几天,我生活中发生的事——大姐讲的家史,我的第一次爱,使我不愿再做一个被动等待命运的人。

     这次,我依然没看清那个跟着我的男人是谁?他的长相只是在那一刹那间曝光在我的头脑,我能从一群乔装打扮的人中一眼认出他,但要让我具体描绘他的模样,在此刻,我什么也说不出。突然我明白了大姐的暗示,我不必去追那个人,我转头往家里走。

     天空很红,朝霞时日落时,天空就这样,房屋和远远近近的山峦都比平日鲜亮。我走在其中,目光缥缈,感觉这是个光彩满溢的时刻。

     我跨进六号院子的大门,母亲坐在堂屋我家门口,她手里拿着一把蒲扇,没摇动,只是拿着,坐得那么安详,就像等着我似的。

     4

     我不看母亲一眼,故意大摇大摆从她面前走过,该她求我了。

     从屋顶滚过一声闷雷,以为会闪电,跟着会下雨,结果没有。我坐在家里那张木桌前,没拉亮电灯。从窄小的窗子投进屋来的光线,在墙上洒出一道彩虹。墙上挂钟在耐着性子走,一分一秒,都恪恪守守。

     母亲不可能坐在屋外一辈子,果然,她推开虚掩的房门进来,坐在架子床档头。我对她说:“是你下了禁令不许家里人告诉我,现在你得告诉我。”

     母亲从未这么面对我,她和我相处时,不是在发火,就是在做事,要不,就是累得倒在床上,连眼睛都懒得睁开。长这么大,我是第一次没有别人打搅与她说话,我觉得自己的舌头打结,吐词不清,喉咙特别干渴,想喝水。

     “还是那个男的,跟着我。”我狠狠地说。

     “不要怕。”母亲平平淡淡地说,完全不像上次那么激动。

     “我不是怕,”我说,“我是恨,恨一切,包括你。我无法再忍受。”

     母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,她说她知道,“谁也不会在妈的眼皮子底下真正地伤害你,那个人更不可能伤害你。”

     我说:“你这话说得太晚了,早说好些年,我都会相信你。我一直就像一个无娘儿一样长大,现在,我怎么相信你?”

     母亲站了起来,随即又坐了下去,“听我说,六六。”

     挨饿的滋味,挨过饿的人都不会忘,母亲说只有我不会记得,因为我是在她的肚子里挨的饿。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几年,饿得成天慌得六神无主,有时干脆两眼一抹黑,跳过晚饭饿着,睡过这夜,第二天再想办法骗肚子。忽然有一天政府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,以前节省下来的粮票等于废纸,她急得满眼金星乱飞。

     这时,来了份电报,父亲的眼睛出现问题,出了工伤事故:他饿得头晕眼花,从船上跌下江去,头摔破了,货船把他扔在三百里外泸州的一个医院。母亲带着四姐乘去上水的船,到泸州看父亲。看见父亲瘦成那样,母亲都不忍心告诉他三姨的死,更没提家乡忠县农村大舅妈饿死的事,也不想告诉他三哥差点被江里的旋涡吞没,幸亏一个船夫把三哥救上了岸。孩子们为了弄到一点可吃的,就差没去街上偷。

     母亲背过身去抹泪。父亲把四姐拉到病床边,问四姐想吃什么?四姐说想吃肉想吃鸡蛋,想吃苹果、麻花、棒棒糖。

     父亲拿出被扣掉工资仅剩零头的钱,让母亲带四姐上泸州街上去。

     四姐拿着一个烧饼,刚咬了一口,就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抢过去。老太婆没往嘴里扔,而是从领口塞进自己薄薄的衣服里,然后双臂紧抱头低着,似乎准备好,打死也不会还出烧饼。天气冷,刮着风,老太婆龟缩着,眼睛不时朝四姐乜斜,脸和脖颈的皱纹垂叠在衣领上,像一圈圈绳子套着。老太婆一定不是为了自己,而是想弄回家去给孩子。抢饼的凶猛还在其次,这副等着挨刀也不松手的样子,把四姐吓傻了,大哭起来。

     母亲跨过街,牵着四姐就走了。

     她只能把父亲留在泸州的医院里,回到重庆。五张嘴要吃饭,母亲照旧出外做临时工。有一天母亲给织布厂抬河沙,遇到街上的邻居王眼镜,一个胖胖的女人在管称秤。正在积极要求入党的王眼镜刁难母亲,说要一百公斤才能称秤。母亲饿得没力气,让大姐三哥两个担一些,快到称秤处才把他们的河沙倒在自己的筐里,使劲压,她的脚踝骨受不住,一下扭崴了脚脖子,她忍着痛把一担沙挑到秤上,一称九十八公斤。

     王眼镜说母亲不能做这份工作,不仅一分钱不给,还收掉母亲的工作许可证。母亲低声下气:我们一不抢,二不盗,靠力气养家糊口,求你让我在这儿继续抬。王眼镜没有答话,而是弯下身去把母亲箩筐里的沙子倒在地上,用脚猛踢狠踩箩筐。

     紧挨街边有家塑料厂。听见街上异常的喧闹声,有个管账的青年走出来,正好看到母亲被欺负,在一旁说了几句话,想调解。王眼镜认识他,冲着他嚷:小孙,别包庇反动分子家属!那青年不再跟她辩理,只是把受伤的母亲扶回家,母亲脚踝肿起来,进门就倒了。

     他比母亲小十岁,母亲当时三十四岁,他才二十四岁,没有成家。他继父是城中心一个小业主,有两间小作坊,做牛骨塑料梳子,解放后公私合营,一丁点的资产合并到南岸一家塑料日用品厂,继父拿的“定息”,和工人的工资差不了多少,却还算作一个“资本家”。他中学一毕业就到工厂“实习”,地位不清不白,介于资方代理人和小职员之间。他安排临时工搬运组每天的工作,定时向管临时工的干部汇报。流汗当然比工人少,工作却勤勤恳恳。他找来伤湿止痛膏,给母亲贴到脚踝上,帮她料理一下家务和孩子。

     母亲脚好后,就到小孙所在的塑料厂做搬运工。

     过江抬石棉板,母亲比其他人慢几步,拉下一班轮渡,等船到岸,他就在趸船等着,帮母亲挑。

     他说他是家中老大,两岁时丧父,母亲在孙家帮人时,被刚丧妻的孙家看中,续了弦。于是他改跟继父姓,母亲在孙家又生了五个孩子。

     他在那个家等于一个外人。他没有姐姐,想有个姐姐,他对母亲说,我能不能叫你姐?

     母亲说,如果你不嫌弃,你就把我当姐姐好了。

     一次母亲来月经,从江边抬水泥上坡,吐出一口血来,当场晕倒,只好躺在家里休息两天。小孙照顾五个孩子,他节省自己的粮票,给这个家里。还冒着风险从工厂食堂偷馒头给这个家里的孩子吃。这群饥饿了两三年的孩子,到这时才缓过一口气,才没饿出留残终生的大病。

     他去给食堂采购粮食,偷偷留下十斤大米,为这个家他又干了一桩迫不得已的事。十斤大米在那时,能使饥饿的一家美得登上了天,孩子们开怀吃了一个星期。这个认的弟弟,比亲弟弟还亲。他来家里,挑水劈柴、上屋顶补漏雨的瓦,所有的重活都被他包揽了。他来了,吹口琴给孩子们听,家里有了笑声。他喜欢唱川剧,母亲爱听,母亲竟也跟着他哼上几句。她才三十四岁,还是一个少妇,不敢相信自己喉咙里还能发出悦耳的声音。那些日子母亲上班不再感到劳累不堪,回到家里也很少对孩子们发脾气。

     他看着母亲以前的一张照片说,“你烫了发一定不一样。”他说他家还留有烫发的药水,密封好的。

     烫发对母亲已是久违的事了,那还是她最初做新嫁娘的岁月,母亲一生中不多的快乐时光。在饥饿冷清毫无盼头的生活里,她已经忘了自己的长相。而这个弟弟就像魔术师一样,把这一切还给她。他为她烫了头,生平第一个男人为她整理头发。他的手那么轻巧,仔细。天下着毛毛小雨,绵绵不尽,屋子里一盏浅淡的灯,在那时刻温暖如春。

     父亲已许久走船未归,也没给家里写信。母亲已很长时间没有过男人,似乎已忘了男人是怎么一回事。这个做她弟弟的男人,让她记起自己是个女人,欲望和需要爱的强烈感觉,在她的心里恢复,她弄不懂他是怎么做到这点的。母亲没有转过脸,他仍然站在她的身后。她只发现自己的身体很自然地与他靠在一起,他们这么靠在一起仅几秒钟,两人又害怕又惊喜,孩子们没有回家,家从未这么空旷,床也从未这么空旷,将要发生的事,谁也逃不开,谁也挣脱不了,他们的身体在这么个空旷的世界里相连在一起。

     他们一点也不从容地做完爱后,房门就响了,孩子们接二连三地回来,一切都像是注定的、安排好了的。

     5

     就在母亲现在坐着的床上!现在,母亲一个人坐在我的对面,她的脸一点不因为回忆自己三十四岁时而显得年轻,她还是那个我看惯了的疲惫不堪未老先衰的退休女工。

     就是说,她和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有了身孕。我,一个非婚孩子——应该早猜到,比如“烂货养的”、“野种”,类似的话,街上人互相也骂,但与骂我时那种狠劲完全不一样。我得到的暗示已经够多了!一定是潜意识中的恐惧,让我从来没有往那上面想。

     “那正是大饥荒时期,”母亲谈论这个男人时,好像换了一个人,很陌生,平常一贯粗声凶气的声音变得异常轻缓,哪怕激动地为自己辩护时也没有高一声,“你不可能懂,在世人面前,那是最丢脸的事!所以我不肯告诉你。1961年,我真不晓得全家啷个活下去。是他支撑了我,他就像老天爷派来的,你不晓得,他救了我们全家,你不晓得他有多好。”

     母亲说怀上我后,她就不想要。不仅这个家不容,这个家还这么穷,又在饥饿年代,添一张嘴,日子更难,这孩子不能生下来。她有意抬重物,奔山路,想小产,但孩子就像生根似赖在她身体里不肯下来。于是,她想去医院打掉孩子。

     母亲与小孙商量,他不同意。母亲非要打掉不可,她觉得这孩子根本不应该存在,纯属误会,完全不必要让孩子一生忍受耻辱。两人争执不下,无奈中,两人都同意一起到罗汉寺庙里去抽签。说好上签让孩子生下来,下签就不要。

     “那中签呢?”母亲说。

     “也生下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 “送人。”母亲说。

     下签,他俩谁也未想到。拿到签,两人异口同声说,抽签不算。“下签也生,孩子是一条命,”他说,“这是我们的孩子。”是呀,抽签怎个算呢?两个人抽的签,就不是佛意。佛归一心,归哪个人的心?

     我倒觉得那个下签,是我抽中的,我不想生下来。

     随着母亲的肚子大起来,到底是否要这孩子一事始终没有决定,直到大姐有天半夜起床解小便。解完小便,口渴,想喝开水,就下了阁楼轻悄悄用手指拨弄开门闩。

     她懵懂中看见母亲床前有一双男人的鞋子,以为是父亲回来了,喊爸爸。结果把小孙惊醒,吓了一大跳,赶忙起来穿上衣裤跑出院门。隔壁邻居都拉亮灯起床,闹哄哄一片。十六岁的大姐当时在跟一个男孩交朋友,学校在惩罚她,母亲也不许,两人正在闹别扭。加上她恨母亲从未带她去见她的生父,她刚知道生父已饿死在劳改农场,对此,大姐不肯轻饶母亲。她生活中一切不顺都是母亲一手造成的,她骂母亲是破鞋。

     母亲气极了,叫大姐滚出去。

     大姐不理,拿起碗橱边上的切菜刀,她不是要杀母亲,也不是自杀,而是吓唬母亲。母亲夺过刀来,不小心,刀在大姐的手腕划了一道口,鲜血溅了出来。家里其他四个孩子全吓醒了,小小的五哥哭得最厉害。那夜,邻居们没了睡意,他们叫来户籍,要“教育”母亲。大姐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,没再吭声。二姐说,这是我家里的事,她说她要睡觉,就把房门关了。

     此后,小孙来,大姐只要在家,背过脸就含沙射影地骂他,小孙只当没听见一样。再以后看见大姐一回家,他就走,母亲处在小孙与大女儿中间,左右为难,不知所措。

     大姐看着母亲挺着的大肚子,怨气越来越深,等到听说父亲船要回来了,就赶到江边,抢着第一个告诉了父亲。那天,父亲打了母亲,两人吵得很厉害,两人都哭了。

     于是,母亲第二次决定去医院引产,了结这件事。

     出乎母亲意料,父亲没同意。父亲说大人作孽,别杀死孩子,已经这么大了,有知有觉了,就是一条性命。母亲觉得父亲是想留着这个孩子,作为今后在家里降服妻子的依据。这么一想,倔强劲也上来了:她就是要生下这个孩子,看今后会怎么理亏受气。她又一次打消了去医院引产的念头。

     父亲的回家,没能止得住母女俩关系恶化,她们越吵越厉害。大姐又去告诉左邻右舍,还说要去告诉每一个人。在人们眼里,母亲成了一个坏女人:不仅和人私通,竟然搞大了肚子,还敢生孽种。

     市政府正在搞“共产主义新风尚”运动,这个贫民区风尚实在不够共产主义,是重点整治区。于是,居委会半怂恿半逼迫父亲到法院去告小孙,告他犯了诱奸妇女破坏家庭罪,犯了破坏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法。

     母亲说:“那时你已落地了,那帮人,那帮专门管人的人,要法庭将你罚给小孙,同时又要让他坐牢,让他的母亲代他抚养你,我和你那阵子真是到绝路上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