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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9章
    1

     我一直都有记日记的习惯,记的都是我第二天就不肯再读的东西,在我看来记日记不过是懦弱者的习惯,孤独者的自慰,便把日记本抛开了。可是没过多久,又开始旧病重犯。

     但是我在阁楼里,记昨天见生父,只有两行字:茶馆,馆子,电影院,枇杷山公园,缆车,过江,回六号院子,睡觉。

     没有提一个人,记日记保密是无意中学会的,不是由于“文革”中许多人因为“反动”日记送了性命,而是我知道这种见面不能让家里人知道。父亲知道了,怎么想?姐姐哥哥们知道了,怎么想?母亲知道我对待生父的一些细节,怎么想?

     避开总是对的,反正我也不想记住那些细节。

     第二天,我见着父亲,什么也没表示,什么也没说,昨夜那股冲动早没了。睡眠真是个奇怪的过程,像一次死亡接着一次新生,过滤掉了痛苦,榨干这种那种的欲望和情感。我把蓝花布拿下楼交给母亲,母亲接过去后,我就做自己的事去了。家里哥哥姐姐都回来了,房里房外挤进挤出。院子里的邻居,似乎每家都来了亲戚,热热闹闹。母亲心神不安,好不容易瞅到一个只有我和她在屋子里的机会,她说:“那布,等一会儿,我带你去石桥广场,找裁缝给你做件新衣服。”

     “那是他给你扯的。”

     “不要骗妈了,我当然晓得。”

     我不理母亲,专心剥大蒜皮。

     “他对你好不好?”母亲与我提生父总是用“他”,母亲不会不知道他对我怎样。她这么说,是要我承认生父,是想与我谈他,现在终于等到一个人和她说她心里的人了。她热切地望着我,等着我回答。

     我说:“一般。”一副不屑谈,也看不上的样子。我并不惶惑,一个提供精子的父亲,一个提供抚养的父亲,我知道哪个更重要。

     母亲在屋子里东磨磨西蹭蹭,过了好大一阵,说不带我去找裁缝做衣服了,裁缝收费贵,还做得不满意。她拉亮灯,将桌子擦得很干净,把那块布铺平,洒上水。拿出剪子尺子粉饼后,她嫌桌子不够宽,又把布移到架子床上。

     给我比了尺寸后,她问我是做衬衣呢还是做套冬天棉袄的对襟衫。不等我说话,母亲自作主张,说夏天已过,还是做对襟衫吧!她仍旧是那个一意孤行,不用听我想法的母亲。

     母亲一边用白粉饼在蓝花布上画着线条,一边说,你大概不知道,他当时在法院认了每月给你十八元,每个月付,直到你十八岁成年为止。每月按时寄钱来,没拖延过,后来二姐教书了,就把钱寄到二姐那里。二姐单位和我们院子邻居一样,有人汇钱,总有人问来问去,二姐怕引起麻烦。他就把钱送到他老母亲——你婆婆那儿,我再过江去取。你婆婆是个老实人,每次见到我总留我吃饭,说她儿子命苦,连亲生女儿也不能认。他是个穷光蛋,哪个城里姑娘肯嫁他?不得已到农村做了个上门女婿。

     这么些年母亲没见生父,通过我的婆婆,她对生父的情况应该是知道一二的,同在一个城市,却要强迫自己做得如路人一样,我觉得母亲是中了魔。

     “他从不要求见你,他知道一个私生子在人们眼中是怎样一种怪物。”母亲说,“这个社会假模假样,不让人活也不让人哭。”

     看见我没搭话,母亲又说:“六六,你不晓得,他自己过得又穷又苦,这十八元钱不仅养活了你,在最困难的时候还帮了我们全家。”

     2

     那么我的学费不也在其中?我想,但我不愿再问。

     母亲的话没有使我感动。他是我亲生父亲,他该抚养我。给我的钱,你们用了,也从未告诉我。这个朝夕相处的家根本就不是我的家,我完全不是这个家里的人,我对家里每个人都失去了信任。

     母亲告诉我的有关生父的一件件事,他的农村妻子,两个儿子——我的两个从未见过面的弟弟——我的婆婆,等等。我不欢迎这些人拥入我的生活,我自己的生活已够乱的了。

     生父一直住在厂里集体职工宿舍里,一周或半月才回一次家,他是个好父亲,也是个好丈夫。一个人省吃俭用不说,他收厂里食堂工人倒掉的剩菜剩饭,收没人要的潲水,担回家喂猪。为怕潲水荡出,先用一个扎实的塑料袋系好,再装在桶里。为了搭到农村去装货的卡车,他挑着潲水桶,常常站在马路边上,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,碰到好心肠的司机,能搭上车;碰上不客气的,遭人臭骂:“挑脏东西的龟儿子,滚远点!”这时,就只能去乘闷罐车。

     挖地种菜浇粪施肥,哪样都抢着做。两个儿子背着背篓出去打猪草,他和妻子一起蹲在地上切斩猪草,煮猪食。猪吃得快,长得慢,到年终够重量送去屠宰场杀,卖猪的钱,那是家里的生活开销,包括两个孩子一年的学费和衣服。他深夜还在野外池塘边洗满是泥土的蔬菜,准备第二天赶场卖几个钱。

     他的生活境况如此穷惨,母亲也是前两年才知道,此后母亲就未再去我婆婆那儿取我的生活费。“他以前假若穿了件像点样的衣服,就在我面前虚荣兮兮地说,你看我像不像个少爷?我笑他臭美,说他当少爷的旧社会早过了。”母亲心疼地说,“他落到那种地步,也从来没迟给过你的生活费,每月十八元,那差不多是他一半的工资!”

     我说:“我才不信,我谁也不信。”我的意思是说,父亲够好的了,母亲你不该老是牵挂一个早已是别人的丈夫别人的父亲的男人。起码我就不想,只有父亲才是我心里唯一的父亲,父亲对我比家里其他人对我要好得多。看到母亲站着发愣,我直截了当地对母亲说:“你该忘掉那个男人,他的一切和我们家没有关系。”

     母亲瞧着我,半晌,才说:“六六,你恨他,我以为你只恨我一人呢。”她把已剪了一只袖子的布一揉,一屁股坐在床上,气得不停地摇头。

     3

     送大姐到轮渡口,我俩站在江边一个岩石上。大姐说:“我问你一件事,你一定要回答我。妈是不是带你去见了那个姓孙的?”

     我很吃惊。

     “我就晓得,你俩都不在家,你还抱了块花布回来。这么十多年妈都熬过去了,但终于还是忍不住,还是没忘他。”大姐得意地笑了,“他啷个样吗?”

     “是我要见的,”我平淡地说,“他早安了家,有孩子了。”

     “他肯定记着我当年的仇。”

     “他没提起你。”

     大姐背了一个大背篓,里面塞满了从家里取走的一些对她有用的东西,她每次回家,空手归来,满载而去,历来如此,就差没把这个破家全搬走了。她拉拉背带,眼睛盯着我说:“你不要帮他说,你不要忘了你是在这个家里长大的,别吃里爬外,没我们,你早就死了,你两岁时肚子上生杯口大脓疮,靠了爸爸和二姐照料你才没丢命。”

     大姐的大女儿仅比我小六岁,我记得自己抱不动她,还要去抱,我只是想讨大姐欢喜。但大姐一把夺过她女儿,好像认定我不怀好意似的。这个外侄女还很小,就知道我在家中的地位,每次绊倒一个扫帚,打破一个碗,都说是我干的,让我受罚,外公外婆都信她。

     “算了吧,连你女儿都可任意爬在我头上。”我不客气地说,“妈为你卖过血,让你生小孩坐月子,吃鸡补身子。”

     “那是一家人,老养少,少养老,你懂不懂?”大姐吼了起来,见我脸色阴沉,她便停住了。

     我不会主动去激怒任何一个人,当别人对我耍态度时,我尽量保持沉默,除非万不得已,才去回答。轮船从江对岸驶过来,江水退了点,也不过只退下几步石阶,还未露出大片的沙滩。

     她把我手里的行李包接过去,让我继续陪她,到石阶下面,等过江来的人从船上下来后,她上跳板后,我再走。

     她转到自己的题目上,一回去,她就要去找第二个前夫,她得分财产,哪怕分一只锅一个碗。大姐说她已想好,她咽不下这口气,要把事情闹大。

     我厌烦大姐又要闹事,我想劝阻,但她不给我一点儿机会。她说她已打定主意回到这城市来做黑户。“你放心,”大姐拉了拉我的手,“我们俩在这个家情形一样,我们俩要团结一致,我不会把你的事告诉别人的,你也不会把我的事告诉别人的,是不是?”

     4

     回家的路上,我一直在回味大姐的话,我的情形和她的确有些相似,但又很不一样。还没容得我想个清楚,晚上,我被四姐叫了出去,到离六号院子不太远的一个小空坝上。我惊奇地发现,除父母大姐外,家里哥姐嫂子姐夫都到齐全了。昏暗的路灯,每个人的脸都不清楚,但他们表现出来的情绪是一致的:怒气冲冲。

     我在小板凳上坐了下来。头一个感觉就是,自己怎么又落入读小学初中在班上被孤立遭打击的地步,那种革命群众一个个站起来指责的批斗会?我的哥姐嫂子姐夫围在我四周,我到底做错了什么?

     三哥一开口,我就明白大姐在离家前,把我给出卖了,她把我这段时间问她家里的事,以及她的种种推测全都抖了出来。大姐在上轮渡前对我说的那些话,也就是家里其他姐姐哥哥们的态度。我早就应当知道大姐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物:共产党的天下,她自己的生活,还有这个家,都得天天乱,她才舒服。

     “你做个选择,你要哪个家?”

     “你吃我们家,穿我们家,吃的甚至是从我们的嘴里硬拉出来的东西。我们不怕你走,你走也要把这些年的生活费,还有住房钱看病钱学杂费弄个清楚。”

     “我们没亏着你,你倒好意思去见那个人。为了你,我们吃了好多苦,为了你,我们背了十多年黑锅,让人看不起。”

     “把你养大了,快能挣钱了,你想一跑了之?”

     二姐一直没说话,这时打断他们,“让她自己说。”

     “说啥子?”我只装不懂,这是以前在学校挨批评学会的策略,不过在这种场合我的脑子确实转不过来,连委屈也说不清道不明。

     “他是不是要你离开我们家,跟他走?”

     “说话呀!”

     我站了起来,三哥把我按到凳子上,不说清他们不会放我。我看了过路的几个小孩几眼,他们拿着毛皮球。

     我既不喜欢这个家,也不喜欢别的家,我根本就是没家的人。不管谁欠谁,你们都离我远一点!但我只是回过头来,斩钉截铁地说:“我不离开家,你们想赶我走,我也不走。我只有这一个家。”

     他们都一下愣住,原准备着我大哭大闹跟他们算谁欠着谁。他们没有想到,我完全没有打算切断和这个家的维系。我也丝毫不提我生父对这个家所做的一切,包括他们一口一声的钱。人都有个毛病:容易记仇,难得记恩。他们认为亏了,也有道理:在最难受的灾荒年,因为我挨了饿;由于有我这么个私生妹妹,他们在邻居街坊面前抬不起头来、夹着尾巴做人。我情愿承认自己是欠了这个家,我永远也还不清他们的情。

     “好吧,”三哥说,“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说的,不准讲给妈听,不准让爸爸晓得你已明白身世。记住了?”

     “记住了,”我点头,“我不会让爸爸难过的。”

     我想对他们大叫,叫出我的愤怒,我的委屈。但我没有说话,我眼睁睁瞧着他们对我唠唠叨叨一阵威胁之后,一个个走掉。从小到现在,我从骨子里怕我的姐姐哥哥,跟怕老师同学一样,我不敢对他们吵,我总是让着他们,避着他们,总情愿待在一个他们看不见我的角落。

     他们端着凳子回家后,我一人坐在空坝里,脑子轰响,我感到有金属锉金属的声音凶猛地响在耳朵口上。

     我起身,拿起小板凳,慢慢地朝家的方向走,突然,我放下小板凳,我像童年时一样飞快地跑起来,往中学街那坡石阶跑,跑到长满野草的操场上。我跑啊跑,直跑到更空荡荡更漆黑的山上,到最后一步也挪不动,就停在一棵粗脖子树前,靠着树,才没有瘫倒。一个防空洞正阴森地对着我,不是说国民党到处埋下炸药吗?那么这座城市就是一个大定时炸弹,它为什么不在这一刻轰隆隆地爆炸,让这座城市只剩茫茫一片废墟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