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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章
    1

     晚饭后我呆坐在桌边,心事重重,看着哥哥姐姐在屋子里出出进进。“六六,别拿脸色给妈看。实话讲,让你活着就不错了。人活着比啥子都强,不要有非分之想。”母亲坐在床边,边说边用针线缝枕头套脱线之处。

     好几天没见母亲,母亲还是揪住老问题不放,考大学在她看来就是不安分。我赌气地说:“你不支持我继续读书就算了,何必死啦活啦的!”

     “就是死和活的事,”母亲说,“你的三姨,我的亲表妹,比一个妈生的还亲,不就是没活成!”

     母亲说她最后一次提着草药,到石板坡我三姨家时,那是1961年刚开春。三姨躺在床上,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,皮肤透明地亮,脸肿得像油纸灯笼。母亲熬草药给她洗身治病。三姨夫原是个开宰牛店铺的小商人,雇了个小伙计,日子过得还像模像样。50年代初,不仅不能雇伙计,店铺也“公私合营”了。三姨夫是1957年被抓进监狱的,他在茶馆里说,现在新政府当家,样样好,就是他个人的日子还不如以前好。被人打了报告,一查,他参加过道会门,就被当作坏分子送去劳改了。

     三姨为了活命,只好自己去拉板车,做搬运,抚养两个年龄很小的儿子。两个儿子先后得病死了。她没力气拉板车,就到菜市场捡菜根菜帮子,给人洗衣服。

     母亲听人说她病重,赶过江去。

     她一见母亲就泪水涟涟,从床上挣扎着坐起来,紧抓母亲的手臂,说:“二姐,你看我这个样子,是等不到你妹夫回来了。”

     母亲赶快给她做开水冲黄豆粉羹,那时,都说豆浆营养好,能救命。三姨不吃,说你家那么多口嘴,二姐你带回去。

     母亲把那袋豆粉留下了,她没有想到三姨会死得那么快。

     那是1961年初冬一个礼拜日,母亲在堂屋,一个憔悴不堪的男人,挺陌生的,从院门口朝她一步一挪走来。走近了,男人开口叫二姐,母亲才认出他是三姨夫。他七年劳改,坐了四年,还应当有三年。母亲吃惊地问你咋个出来啦?

     三姨夫也不坐母亲递上去的凳子,就坐在我家门槛上。他衣衫极为破烂,眼睛几乎睁不开,以前他一说话就笑,并且很会说笑话,还能稳住自己不笑,让别人笑个不停。爱干净,头发总梳得有样式,哪像这么一头野草,还生有许多斑疮,而且哪会一屁股坐在门槛上?

     他说劳改营里没吃的,犯人们挖光了一切野菜,天上飞的麻雀,地上跑的老鼠,早就消灭得不见影子。当地老百姓,比犯人更精于捕带翅膀和腿的东西。劳改犯中有病的,年老的先死。剩下活着的人已经没力气再埋死人。管理部门给他个提前释放,让他回重庆,交给街道“管制”。

     他说:“她走了,就不肯多等几个月!”母亲正在苦想怎么告诉他三姨饿死的事,可他已知道。

     三姨夫说,他已没去处了,街道上说这一家已经没有人,就把一楼一底三间房收了交给房管局让别人住。新住户当然拒绝他进门。

     母亲还没听完三姨夫的事,就被一个邻居叫到大厨房,那里已站了几个阶级觉悟高的邻居,有男有女。他们直言直语对母亲说:“你不能让这个劳改犯留在这个院子!留下也没人敢给阶级敌人上户口!你哪来吃的喂一张本来就该死的嘴?还不快些赶走他,让他赶快离开这个院子!”他们不容母亲有一个插话的机会,婆娘们的声音尖又细,故意让坐在门槛上的三姨夫听见。

     邻居们还算对我三姨夫客气,没直接去赶他轰他。母亲犹犹疑疑走出大厨房,三姨夫已经走掉了。母亲连忙挣脱这群还围着她的人,追出去。

     三姨夫病歪歪的身子走不快,母亲追上了。坡上坡下,这年树枝光秃秃都还未抽出芽,吃嫩叶还不到时候。母亲拿出两元钱递过去,三姨夫好歹不收。母亲说你不收,今天随便啷个我也不让你走。

     三姨夫边收钱边说:“我这么落难,你还同情我。”

     他哭了起来。母亲也哭了,哭自己没能力留下这个亲戚。

     两个星期后,母亲不放心,就乘渡船去石板坡三姨夫原先的住房看他。打听了几个人,都说不知道。那儿已有一家六口住着,果真如三姨夫说的,房子交了公,房管局把房子里家什卖了,房子分给了人。

     三姨夫在周围流浪了几天,无处可去,当然没人给他上户口,给定量的口粮。他脸和身子都饿肿了,这种时候要饭也太难了,乞丐越来越多,给剩饭的人几乎没有。他夜里就住在坡下那个公共厕所里,没吃没喝的,冷飕飕的天连块烂布也没盖的,活活饿死了。“眼睛也没闭上,睁好大。”住着三姨房子的女人一边比画一边说。

     “尸体呢?”母亲觉得自己整个人直在摇晃,连忙扶住门框。

     “弄走了。”那女人突然反应过来,对母亲说,“你是他啥子人?管你是啥子人,听我一言,别再打听他。他是劳改犯,别惹麻烦。”说完女人把两扇木门合拢,母亲只得退出门槛,让那门在面前哐当一声关上。

     “我怎个就给他两块钱?我身上明明还有五块钱,他是专来投奔我们的。那阵子我已经怀上了你,我是为了你,活活饿死冻死了他。以前他搭助我们时,真是大方。”母亲用牙齿咬断线,把针线收拾好,瞟了我一眼。那句她说过的话又响在我耳边:让你活着就不错了。

     那个公共厕所,和每个公共厕所没多大差别,脏,臭,烂,脚踩得不小心,就会掉下粪坑。死在那种地方,比死在露天还不如。我觉得母亲的后悔药里,全是自圆其说——她可以顶住一切压力,让又病又饿的三姨夫在家中住下来,起码住几天是可以的。不过母亲如果能顶住那种压力,也太完美了点。她没有那么完美,她自私,她怕。米缸里没米,锅里没油,头上随时可能有政治“辫子”。为了姐姐哥哥们,更为了我,母亲畏缩了。

     为了我,母亲行了不仁不义,让三姨夫饿死。就这一点,我也不必再与她纠缠读书的事,起码今天我不能跟她闹别扭。

     这么说来,我还没有出生,就是一个有罪的人?

     2

     收拾起碗筷,我到大厨房自家的灶前洗碗。一盏十五瓦电灯悬在房中间,投下微光。脏碗都泡在炒菜用的大铁锅里,水是凉的,炉火已灭了,烧热水费煤,好在碗筷几乎没有油腻。父母说:我们穷归穷,但我们得干净。每隔半月或二十天,就用碱清洗碗筷、木锅盖和灶前的竹桌子。

     女人响亮的哭泣声,从正对着厨房的王妈妈家传出。

     没隔一会儿,她家开着的门被一脚狠狠蹬上了。“成天打,有完没完?想逼我进高烟囱呀?”王妈妈在劝架,同时也在骂架。她的幺儿和幺儿媳都有三个小孩了,还三天两头打架。闹得王妈妈的两个女儿,即使回家也坐不上半天。一家三代人窝在一起,隔不了几天,就有场戏演。

     王妈妈的二儿子参加解放军,正是1956年康巴地区叛乱之时,被派到四川与西藏交界的地区剿匪。剽悍的康巴牧民马队,在草原上来去如风。夜里摸了帐篷,袭击部队,砍了所有俘虏的头颅。后来国家调动大批飞机,空投伞兵,用喷火器迎着猛烧,才挡住了狂奔的康巴马队。像王妈妈儿子这样的新兵去剿匪,干脆是去送死。

     王妈妈在一夜之间成了光荣的烈属,逢八一建军节和春节,街道委员会都敲锣打鼓到院子里来,把盖有好几个大红圆章的慰问信贴在王妈妈的门上。有一年还补发了一个小木块,红字雕着“烈属光荣”,醒目地挂在门楣右侧。王妈妈周身上下落得光彩,脸上堆满喜气。鸡毛蒜皮事与人口角,不出三句话,她总会说:“我是烈属。”

     “儿子都没了,你一回也不伤心落泪。”幺儿媳骂架时洗刷王妈妈。

     “我为啥子要伤心,他为革命没了,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”她振振有词地答道。

     王妈妈死去的二儿子,是她四个儿女中生得最周正、也最听话的,学习成绩一直冒尖,有点像是读大学的料,但十九岁的青年,觉得能当上解放军那才是最了不起的事。

     “儿子太乖,鬼都要来找。”工休从船上回家的王伯伯自言自语说。每次回家他心头怄气,总是未到工休结束便返回船上。老二放大成五寸的黑白头像,一个中学生腼腆的笑容,镶在玻璃镜框里,挂在立柜和床间的墙上。每次我看见这照片,老是怕去想这颗头颅是怎么滚下地的。

     三四岁的孩子,一上幼儿园就得被带去参观阶级斗争展览馆。上幼儿园要缴几元学费,我只能在幼儿园的围墙外,眼红地听着围墙内传来的歌声,手风琴伴奏着“不忘阶级苦”。上小学,我七岁,才有这幸运走进展览馆,里面有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用酷刑的刑具、被害的革命战士血肉模糊的照片,还有人民大胜利后,枪毙了的反革命一个个死相狰狞的照片。

     你们要注意,时刻警惕,有很多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改头换面留下来,革命小说告诉我们国民党溃败前安排潜伏人员,要破坏这座山城,破坏我们新中国的幸福生活。你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,对那些在阴暗角落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人,要赶快去派出所赶快找党支部报告。

     不断的警告和训示,搞得几岁的孩子成天眼睛东瞅瞅西瞧瞧,心里充满了紧张和恐慌,觉得个个人都像特务。下雨天,个个人头上戴着斗笠,遮住脸,阴暗的天色下,个个都不像好人。

     我很少到王妈妈家去,一看到她那革命烈属骄傲的笑容,我就想起阶级斗争展览会,吓得赶紧手捂住嘴。白天一想,夜里就添噩梦。

     倒掉铁锅里的洗碗水,我把铁锅往木板墙上的钉子上一挂,拿起筷勺,端起一摞碗,赶快离开厨房。王妈妈怕幺儿,她只不过借机发泄几句,几句之后就会转移目标。果然,我刚经过堂屋左侧楼梯,还未跨进我家门,就听到她骂起来:

     “电灯这么早就拉亮!天还亮晃晃的,又不是看不到。政府号召要节约一度电一滴水,这幸福是用鲜血换来的。这个月电费肯定贵到娘心尖尖上去了。”她的声音又伤心,又气粗理壮。

     我想复习数学,被那没完没了的声音吵得心烦,就只好到院门外去。天都黑得快垮下来,还说成白天?这电又不是你一个人缴费,每家每户分摊。我心里这么一嘀咕,就马上想起被枪毙的照片,革命反革命,一张张挂满了墙壁。不知为什么,被枪毙的反革命裤子都掉下来,上面是血淋淋白花花的破脑袋,下面是黑乎乎不知什么东西。说是怕囚犯自杀,怕他们到刑场路上挣扎逃跑,统统没收了裤带。旧式裤子宽大容易掉,男人的那玩意儿怎么如此丑,而且只要是坏男人,挨了枪子,就会露出那玩意儿来?

     3

     乘凉的人,街沿摆龙门阵的人,全都回屋里去了。我在路灯下,默默地看着功课。眼睛开始打架,书页上字迹逐渐模糊,扭动起来。我不时留意院门,怕被人插上,又要叫半天门,才会叫开。

     我终于坚持不了,便拿起课本,端起小板凳,进院门。掩好重又厚的院门,拉上比粗杠子还长大的插销。院子里很静,白天的喧闹变得像前世的事,此时的寂静让人感到非常不真切。

     阁楼门半敞着,我进去后,关上门。秋老虎过后,夜比白日里要低许多度,天窗不时吹进些许风,空气不那么闷热,但也不必盖薄被。我脱掉衣服,换了件棉质布褂,躺在麦席上,扯过被单搭在身上。忽然布帘那边,四姐和她男朋友德华在床上翻身的声音传入我耳里,我的瞌睡顿时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

     四姐睡的那张床,以前是我们家几个女孩挤着睡,正对着阁楼的门。另一张床,靠门口,也就是我此刻睡的床,稍微窄些,过去是两个男孩睡。屋顶从左墙斜到右墙,那儿最低。布帘在我们长大后才挂上,花色洗得像豆沙,还有一小块亚麻布连接两墙和布帘,放着一个有盖的小尿罐。

     布帘那头又响起动静。德华掀开布帘进角落,解小便。他出来后,紧跟着是四姐下床进去。

     我就这么闭着眼睛,听着床那边太响的小便声,成人的尿臊气涌过来,我还是未动。直到他俩回到床上躺得没声息了,我才翻了一个身,眼睛对着屋顶的玻璃亮瓦。

     我从小就住在这样一个男女混杂的环境里,羞耻心、脸面、文明都是心里在撑着,兄弟姐妹间,都已习以为常。现在我四姐的男朋友,一个非血缘的人挤进我们这间小屋,与我们住在一起,我感到非常不自在。

     月光蓝幽幽,从屋顶几小片玻璃亮瓦穿透下来,使阁楼里的漆黑笼罩着一种诡秘的色彩。房顶野猫踩着瓦片碎裂的屋檐,那么重,像是一个人在黑暗中贴着屋顶行走,窥视瓦片下各家各户的动静。这个破损败落的院子,半夜里会有一些极不舒服的声响。忽然我想起那个跟踪我的男人的身影,他为什么老跟着我,而不跟别的少女?我头一回因此打了个冷战。

     究竟,究竟为什么我会出生到这个一点没有快乐的世界上?有什么必要来经受人世这么多轻慢、凌辱和苦恼?

     我轻轻撩开衣服,这呼吸着的身体,已很羞人地长成了一个女人的样子,有的部位不雅观地凸了出来,在黑夜中像石膏那么惨白。马上就满十八岁了,十八岁,应该看到生活令人兴奋斑斓的色彩,可我看不到,哪怕一些边角微光的暗示。我绝望地想,我一定得有梦想。现在我什么都不拥有,前面的岁月,不会比现在更强。我的功课复习似乎走入绝路,越背越记不住那些公式和社会主义理论。野猫溪一带几乎没有人考上过大学,怎会轮到我这个从没被人瞧得上眼的女孩身上?我的成绩并不比别人好,我的将来,和这片山坡上的人一样,注定了挑沙子端尿罐养孩子。

     我对自己说,不管怎么样,我必须怀有梦想,就是抓住一个不可能的梦想也行。不然,我这辈子就完了,眼看着成为一个辛苦地混一生的南岸女人。

     4

     一早起来,父亲依然坐在堂屋楼梯边小板凳上抽叶子烟,烟杆是竹子做的,烟叶是便宜货,很呛人。我把头偏向一旁,避开漫散开来的烟。我没见过父亲早晨吃过东西,只是抽一杆烟,他说,他不饿。我小时真以为如此,长大一些才明白,父亲不吃早饭,是在饥饿时期养成的习惯,省着一口饭,让我们这些孩子吃。到粮食算够吃时,他不吃早饭的习惯,却无法改了,吃了胃不舒服。

     父亲放下烟杆,从衣袋里摸出一张崭新的票子,是五角钱。票子中间一道新折,四角方正。他看看堂屋四周,迅速地把五角钱的票子塞到我手里。

     我一下未反应过来,不知父亲为什么这么鬼鬼祟祟地给我钱。

     拿着钱,我一步步顺着楼梯上阁楼。白日的光照射下阁楼异常陌生,隔在两张床间的布帘半拉开,四姐和德华都不在了,被单和枕头歪斜,破竹片伸出来。我任书本从膝盖滑下地板,坐在自己的床边。云影一遮住山坡,阁楼里光线马上变得很阴暗。

     母亲的声音从楼下屋子传来,她是在和父亲说:又要去江边了,才没隔多久,不知啷个搞的,又一背篓脏衣服?

     我盯着手里崭新的五角钱,听着母亲的脚步声朝院门方向走去,我突然明白过来,今天不就是9月21日,我的十八岁生日吗?难怪父亲破天荒地悄悄给我五角钱。

     母亲,她应当记得我的生日,可她没有,昨天也没提起,她不像要给我过生日的样子,自个儿朝江边洗衣服去了,连叫上我的想法都没有。

     母亲从没给我过生日,那是以前,可这是十八岁生日,她比我更明白十八岁对一个姑娘意味着什么。母亲对我是有意绕开?不,她根本就忘得彻彻底底。她记得又能怎么样?只要是我的事,她总不屑于记在心。

     我下了楼,有意不和父亲打招呼,就出了院子。

     爬上中学街坡顶,经过小学宿舍院子,那儿经常坐着站着几个退了休的教师,抱孙子外孙,看过路人。一个满头花白的老太太叫住我,说遇到过我大姐。

     好像不止一个人。老太太说,我大姐肩上挎了个旅行包,和一个矮个胖胖的女的在一起。人多,她说她未能叫住大姐。

     我终于盼到大姐回来了。

     但往前走了没一段路,我就想,大姐从外地回重庆了,怎么不回家呢?她不喜欢做事瞒人。我不太信老太太的话,她准看错了。

     我朝石桥走去,各样各式的人拥挤着。这是个星期天,又未下雨,天气又不热,仿佛远近的人都赶集来了。农民挑着蔬菜,还有各式各样可以换钱的东西,早已轧断了区政府规定可摆摊的两条街。吆喝声、论价声和苍蝇嗡嗡声混杂一片。这里人买食品喜欢看到当街杀生,图新鲜,买了放心。一个小贩坐在长条木凳上,正在从竹篓里抓鲜活的青蛙,当脖颈一刀,熟练地一下剥掉皮,掏掉内脏,露出白嫩的尚在抽搐的四肢。他的手和塑料围裙一样血迹斑斑,脚下黑黑红红的肠肝肚肺、绿色的蛙皮扔得四处皆是,盆子里有宰剥完毕的青蛙,横竖堆压着相连的大腿小腿,血水依着乱石堆成的街墙流淌。

     我下了一排石阶,绕开拥挤不堪的路段。但人还是很多,一家一家,大人牵着小孩,有说有笑,亲亲热热。邮局、电影院、茶馆,没有一个地方人少。

     买个什么样东西,给自己过生日?我继续走在人群中,不知不觉经过照相馆。五角钱在我和父亲眼里值个数,但照个最低价的单人标准相都不够,橱窗里已经换掉举着毛主席语录戴着毛主席像章男女的形象,挂出了烫头发穿裙子摆出姿态的女人的笑容。对面是药店,旁边是百货商店,我几步走了进去。

     从一个柜台到另一个柜台,看不出哪样东西既是我要的,又是我能买的。化妆品有了种种新鲜玩意儿:口红、胭脂、眉笔。我买不起,它们和“美容”两个字联系在一起,我不明白这两个字有什么用。

     我直接上了顶楼,站在那儿可望得很远:长江对岸,江北青草坝,江北造船厂及古塔;往东能看到石桥广场。石桥广场在我的视线下,并不像走进去那么庞大,它一边靠菜市场,一边是小块相间的农田,另外两边是肮脏巨大无面目的建筑物:铁器加工厂、关押政治犯和长刑期重犯的省二监狱。

     石桥广场原先只是一个较宽敞的空地,本地人乱堆垃圾、废砖,就无法种菜了。

     我还在读初二初三时,每周得停课两天,义务劳动,从江边挑沙子来填平大大小小的烂坑,扩展成一个像模像样的广场。所有的小学中学生都得跟当地的成年人一样劳动,下有定额,我每次都是战战兢兢地完成规定的数额。

     石桥广场最光彩的时刻,是开本地区的公审大会,临时用木板搭起的台上架着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,旗帜和横幅竖幅标语飘舞在四周。公审会后,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,押着犯人上卡车。犯人一律剃光头,五花大绑,脑袋被按下,脖颈上挂着重重的大木牌,写着“杀人犯”、“强奸犯”、“反革命犯”、“贪污犯”、“抢劫犯”,还有我不明白的“鸡奸犯”,第二行是犯人的名字,划着大红×。卡车在南岸地区主要街道缓慢行驶,游街示众。没几年前,枪毙人就在广场土坎上执行,示众效果好,但场面喧闹激动,开枪的人和挨枪的人偶尔会出差错,打不中要害处,犯人乱嚷乱吼有辱伟大领袖伟大的党。有一次有个犯人脑袋被打碎,身体还朝观众奔了好一段,好些人吓昏过去。甚至还发生过犯人挣脱捆绑,在杀场上亡命奔跑的事。此后,最后一幕毙人就改在无法奔逃的山沟里进行。

     连我也险些在这个广场送了一条命。初中要毕业那一年,开公审大会,审判“文革”中得意过了头的造反派,都是年纪轻轻的人,罪名是“打砸抢分子”。在派系武斗时枪炮打死人,血债要用血来还。开公审大会时,学生由老师带来受教育。起码有万人挤在这个叫广场的地方,连墙上也坐满了人。那天阳光普照,陡然响起炸雷,闪电交错,几秒钟不到,下起大雨,正是宣判死刑即将执行枪决的时刻。公安人员不让人撤离,大雨淋得每个人像落汤鸡,没人敢动。突然,靠马路那头的墙倾塌,随着墙土倒下十多人。即刻全场炸了窝,神经绷得紧紧的人,从倒塌的墙、从倒下的人身上往外扑逃。我害怕得簌簌直抖,躲在一边不敢动。身后的人,尖叫着从这缺口往外拥,互相践踏。会场大喇叭叫大家镇静也没用,警车、救护车乱成一团。

     “不该砍脑壳的砍了脑壳,敲了沙罐,挨了枪子,老天爷不容,要人陪着死啊!”说这话的是个蹲馆子煤灰坑的乞丐,当天就被人告发,抓走了。

     那天我一身是泥水回家,路上老看到三三两两的人,依着墙角挤着眼睛,鬼祟地咬着耳朵。

     5

     这个石桥广场尚未完全修成时,传来毛主席逝世的噩耗。那也是个九月,凡为修建广场出过力的单位,才有资格参加在这儿举行的隆重追悼大会,否则,只能参加在本单位自己搞的小型追悼会。这荣誉使所有能参加广场追悼会的单位容光焕发。

     石桥广场白花黑纱一片,全地区的警备人员都带枪出动了,森严庄重。从北京传来毛主席定下的接班人华国锋古怪的山西乡下方言,通过广场四周的扩音喇叭,真是气势磅礴。唏嘘声逐渐变成哭号,我周围的人都湿脸一张,哭最能传染人。我当时十四岁,恐惧抓住我的心,泪水涌上我的眼睛,便止不住了,越哭越厉害。

     追悼会后,老师和同学回校的路上,就像查牲口似的查看人的眼睛,是否流过泪?红肿否?表情如何?以此来证明对伟大领袖的忠心耿耿。我的眼泪来得快也干得快,眼睛不够红,微微有点肿,但我的面容忧伤,一如平日。平日我的抑郁让人不舒服,这时算是帮了我一次。

     6

     有一年连日暴雨,石桥马路和街巷全是水。暴雨和大水把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卷走了,雨水把石阶洗得那个白净,直让人想躺在上面睡个好觉。可是一看江里,全变了样:茅草棚,木盆,整棵树,有时淌过一个身体,不知是猪狗还是人。

     不少人划着自制的木筏,到江上拈自己想要的。最让人羡慕的是从死人手腕抹下手表,手表很值钱,这不是偷抢:死人用不着手表。野猫溪正巷有个漆匠,是个胖子,两天抹了五只手表戴在手臂上,走街串巷地炫耀,被公安局铐走了。他一路哭骂,说他没有像那些扒手,扒完后把人打晕往江里推。

     那场罕见的暴雨把一些摇晃的房子,连同家具和垃圾都冲走了,水馆子这个吊脚楼却奇迹般挺住了。三天后水退尽,墙上留有点点霉斑,又开始营业。自那场暴雨后,水馆子蒸出的肉包煎出的锅贴饺子,香味漫过几条街。有人说,是水馆子店主的老爹使的法,他在峨眉山学过道术,他发的功,落在包子馅上。

     我只看到肉好,分量多,萝卜缨,蒜,葱,青菜,嫩得晃人眼。

     走出百货商店,上一大坡就是电影院。看一场电影,是我向往的。只要是图像,即便没色彩和音乐,我都不在乎。看一场电影,即使是放映纪录片:祖国河山一片大好、中央首长接见外宾、飞机撒农药,我都想看。都是父亲开恩,私下给我五分钱看学校组织的电影,才能一饱图像的眼福。我自己选择看一部片子,是从未有过的事,这念头使我激动。电影院黑乎乎的墙壁,假如那是一面玻璃,我会看见一个梳着两条细细辫子、头发不多、脸无光彩、身体瘦弱的少女。这便是我,此刻,正在精神食粮与物质食粮之间作痛苦的思想斗争。

     结论还是买吃的。我看着自己走下坡,穿过马路,走向那家馆子门口的柜台。那儿已有十来人在排队,等着新出笼的肉包。

     有块小黑板写着包子、饺子、烧饼、小面、馒头、三角糕和豆浆的名称,标明每一样需多少钱和粮票,字迹歪歪倒倒,深浅不一。我身上只有五角钱,但我仍站在队列里。带菜肉馅的包子,松软,面皮显白还薄,牢牢抓住我的心。里面四张桌子,皆长木凳,挤挤地坐满人,有的人喝豆浆,有的人喝饺子汤,浓浓的乳白色,上面飘了星星点点的葱花。

     轮到我了。卖筹子的青年人剃了个小平头,不耐烦地等着我说话。

     我把手里的五角钱怯生生递过去,“两个肉包。”

     果然,他问:“粮票呢?”

     “我忘了,”我着急地解释,“反正两角钱一个,两个四角,剩一角抵二两粮票,行不行?”我想我一定从脸颊红到脖子胸口了。我从未自己买过点心,没想到要粮票,况且粮票可当钱用,家里不会给我。

     卖筹子的青年人朝储藏室叫了一声,随即从里走出一个脸上打满褶的女人,系着白袖套白围裙,粘了些面粉酱油。她问了情况,说行。到蒸笼前,亲自用大夹子将两个肉包放在盘子里。

     “我不在这儿吃,我要带走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 她在橱窗边搁着的一沓发黄的纸片上,取了一张,放上两个包子,搁下夹子,又取了两张纸垫着,叮嘱道:“好生拿哟,烫得很!”

     我捧着热乎乎的肉包,闻着扑鼻的肉香,第一次感到幸福的滋味:这是我的生日,我在庆祝。

     我没从来的那条路回家,而是顺水馆子前的小街走,这条路坡坎多,但近一点。肚子开始咕咕叫,在下命令:趁热赶快将肉包子吃了。可我还是咽下了口水,想带回家去,与父母一同庆祝他们生下我。我一口气跑上粮店旁的石阶顶,一坡几十步的石阶看起来不陡,但一气上到顶,就喘不过气。

     坡顶正好是三岔路口,一个老鹰茶摊紧挨着棵苦楝树,树桩连着块生得奇形怪状的石头。我刚走近,就感到背脊一阵发麻,迅即转身:一个穿得还算规矩的男人,站在一户配钥匙低矮的屋檐下,他并没看我,在跟配钥匙老头说话。

     一个正在等配钥匙的人?我的心就放下不少。回过身,即刻又感到自己被盯住了,我的头控制不住地轰轰乱响,我惊慌,说不出的惊慌,一个包子从手里滑掉。

     我急忙蹲下,一个包子还在纸上,掉在地上的那个,滚在老鹰茶摊下的一片满是灰的树叶上。我拾了起来,包子沾了灰,我吹了吹,灰沾在包子上,一动不动,我只得心痛地用手轻轻揭下弄脏一处的皮。

     我站起来时,那男人已不在。这人很可能就是以前那个跟踪我的人?今天他跟着我说不定已不止这一刻。今天是星期日,不上学。以前总是在上学放学期间我被盯梢,这次此人却打破了以往的习惯。

     是不是我刚才上坡上得太急,气喘,眼花了?

     绝不是的,我清楚自己的感觉。肯定还是那个男人,为什么他隐秘地跟了我十多年,今天突然冒出来——几乎径直走了出来?

     这个地区强奸犯罪率较高。山坡,江边,角角落落拐拐弯弯的地方多,每次判刑大张旗鼓宣传,犯罪细节详细描写,大都拖到防空洞先奸后杀,尸体腐烂无人能辨认,或是奸污后推入江里,使每个女孩子对男人充满恐惧。我记起初中时一个女同学的父亲被抓走的情景,她和她的妹妹们哭啼啼跟过几条街。

     “没有堂客,又没妓院!叫我啷个办?”那个丧妻的男装卸工吼叫着,像头咆哮的狮子。说是他把邻居的黄花闺女给诱奸了。

     我不敢想下去,心里一阵着慌,拔腿奔跑起来,直跑到中学街操场坝。周日放假,学校没了喧哗,操场空旷,没人在打球,连捉蚱蜢扑蝴蝶的小孩也没一个。天空比操场延伸得更远。我放慢脚步,走在杂草中被路人踏出一道清晰的小径上,努力让自己心定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