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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0章
    1

     昨天上完晚自习出来,我发现历史老师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,就走上那幢斜顶大楼。他在看书,但我觉得他在等我。看见我进来,他就笑了。你想喝水吧?他指指桌上的茶杯,说你不在乎就喝我的杯子,我这刻没病,向毛主席保证。

     我没去拿茶杯,站在办公桌前。窗外飘起了小雨,办公室灯光柔和,我心里有种找到家的感觉。他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,眼睛里闪着光泽。

     他住在他父母的木结构平房里,一个房间隔成两部分,有个小后门。我不太清楚他父母的经历,只知道解放后某一年的某一个政治运动起,他父亲成了受管制的“反社会主义分子”,开除公职。到底什么样的人算作“反社会主义分子”,连历史老师也说不清。母亲先是在银行做职员,后也没了工作,在家做些缝缝补补的事。他们早就不在人世了。他家房基是个斜坡,后门石块垒起五六级,粗壮的黄葛树枝丫往邻居家伸延,那家人房子只有一间,就以黄葛树依岩石搭了个吊脚楼。

     历史老师家后门还有棵葡萄树,藤叶蔫巴巴的,欠肥料欠爱护。他有个弟弟,在“文革”武斗中死去。他弟弟死后,那棵葡萄树突然蹿长,枝蔓四处勾延,缠着黄葛树,贴着墙和瓦片,枝叶茂盛,而且果红甜香。从树叶上掉下的猪儿虫也绿得晶莹,蠕动着肥壮壮的身躯,葡萄引来许多偷摘葡萄的人。

     在月圆的半夜里,后门外面有怪叫和哭闹声。“是死儿变鬼,成树精爬在树上了。”邻居九岁的小孩,中午睡了一觉,揉揉眼,直冲冲走到街上逢人便讲。他满街满巷走,被赶回家的母亲当街赏了几巴掌,才把他从梦游中唤回,罚他在有齿的搓衣板上跪着。

     大人打孩子,天经地义,看热闹的人只看不劝。就跟到江边看淹死的人、山上看无头尸体、路上看突发病昏厥的人一样。人们的眼睛一般都睁着,很少伸出援手,倒不是怕死鬼替身。生生死死疯疯傻傻本是常事,不值得大惊小怪,每人早晚都要遇到。

     历史老师说他有几个朋友,常在一起聚聚。“你来,你可听听他们谈文学。你自己来挑挑书看。”他的口气里真有种希望我去的意思,这是他第一次诚恳地把我当平辈。他们都是一群有同等经历或背景的人,几个人聚在一起,读书谈文,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题目。听自己改装的收音机,他们不像这里的一般居民,只收香港电台的流行歌曲,他们听别的节目,收别的台:美国英国的中文短波广播。这些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:收听“敌台”这罪行,三十来年,都是要判重刑的,虽然到1980年已查得不如前些年那么严了,干扰音也不那么强了,但一提起这两个字,还是让人心惊肉跳。

     这地方,暴雨若下起来,非常惊人,从山坡上能看见闪电和雷云,在江面狂飞,但暴雨不会长过十分钟。就跟重庆人胸中有气得出,气未出尽就收场。叫人受不了的是这个城市常年细雨绵绵,非要把每家每户的木家具霉掉烂掉,所有的虫类都赶出墙缝,凑热闹到餐桌前聚会一番,才称心如愿。

     细雨下起时,石板的街面全是泥浆,滑溜溜的。雨下得人心烦百事生,看不到雨停的希望。冬季雨天特别多,买不起雨靴的人,就只能穿夏天的凉鞋。冰冷的雨水从脚趾往外挤,冻得浑身直打战。

     细雨,有时细得变成了雾,在空中飘忽不落,看不清远处,更看不见江对岸,仅仅听得到江上的汽笛呼喊着,相互警告。

     在这么一个细雨天,我顺江往山坡上爬,石阶不平整,好像一踩就会滑动。我戴了顶旧斗笠,竹叶已从折断的边框伸出根须,斗笠前檐成串滴水,必须身子朝前倾,雨水才不至于洒在身上。

     历史老师家的门是假合上的。据他说,邻居是不去他家的。好像是有什么鬼祟?越可怕对我越是诱惑。我站在他家屋檐下,心里怕怕的,叫门。

     等了好半天,也没人应。

     我轻轻推门走了进去。一张妇人的照片端正地搁在书橱上,她的头发虽说是全中国一样的挂面式,但拢在脑后,漆黑油亮,椭圆脸,脖子边是件毛衣,外套了件粗呢的大衣。这感觉让我怦然心动。不用指点,我知道是他的母亲。和他像极了,她的神色像有话要对我说。

     在屋角有个用水泥糊补起来的瓷瓶,看得出原有古色古香的鸟树山水。有一台老式唱机在紧靠书橱的独脚凳上。窗外的竹林,被雨打得青绿一片。过道有粗粗细细的竹竿,搁在横空的两个梁柱上,洗过的衣服串在上面,在这细雨天里耐心地阴干。

     屋子里许多地方,椅子、床头、柜子都搁着书,还有报纸。他和他的朋友都嗜书如命。他们聚会时可以一晚上不说话,各人看各人的书,也会一夜吵闹不休,为书,为书中人的命运。

     有好几次,我就这么在梦里去历史老师家。然后像他那些聚会的朋友们一样,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坐下来,手里捧着一本书,听他们说话,整段整段背诵书里美丽的篇章。

     也可能我胆小,见生人不习惯,也可能我心怀鬼胎,不想让他的那批朋友看到我,我从未去敲他的门。我只需做着到他家去的梦,就觉得每天的日子变得短促而好过一些。

     “文革”开始时,我四岁,“文革”结束,我十四岁,十年有七年时间本应坐在教室里,大部分时间却在义务劳动:造梯田支援农村,在工厂垃圾堆里扒拾废钢铁,甚至夜里摸进工厂,偷好好的零件去交给收购站,换回一张交了废铁多少斤的证明条子。

     每学期期末,专会打小报告的班干部们总是控告我,说我表现最差。我害怕鉴定上“品学”出毛病:“不热爱劳动”、“不关心集体”,或者“对国家建设不积极”、“政治活动不踊跃”。父亲站在最亮处吃力地读了,沉下脸不说话。母亲识字不多,看不懂,又不相信父亲说的,就去求人读,知道后觉得太丢脸,回来加倍发脾气。

     我的鉴定一年比一年糟,有一年期末鉴定简直轰轰烈烈:资产阶级思想,看旧得颜色发黄的厚厚的小说,不止一次扯路边的花放在书包里;政治觉悟低,不愿写入团申请书,还说不想凑这无聊的热闹;从不愿向老师和班干部“交心”,不虚心接受群众帮助;团结同学不够,课间休息时间不接近群众。这是小组意见,依座位排的十四个同学互相就学期表现,提优点缺点,我不知自己为何就成了众矢之的。班主任意见一栏总是:同意小组意见,希该同学接受经验教训,认识错误,改正错误。

     好像就是那一年我第一次见到历史老师,如果我记得不错,他是在我上初中的学校代过一周或是两周的课。但是我不会去注意他,正如他不会注意我。我那时不注意男人,他呢,也不觉得我有什么可注意的,恐怕至今也不认为我有什么吸引人之处。

     如果他不会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;如果他也像老师、同学、邻居,一样对我冷漠;不,他不会像那些人。他出现在我的生命里,我心里该充满感激,我想这便是上天对我不薄。

     这个夏天刚开始时,喜欢捣弄无线电的三哥,不仅自己装配收音机,还喜欢帮人修理。有一天把别人不要的一个小收音机修好,给了眼睛不好使的父亲。

     我从父亲那儿借来,半夜里调了许久,才听到历史老师说过的电台,那是我第一次知道《圣经》,里面一个温和的声音说着:

     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,也不怕遭害,因为你与我同在;你的杖,你的竿,都在安慰我……

     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,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,直到永远。

     这些话就是说给我听的,不然我不会如此激动,眼里噙满泪水。我是在那个偷偷收听短播电台的晚上爱上《诗篇》、爱上《雅歌》的。我不管这个神来自何方,只要他能走入我心中,就能保护我。我对着寺庙里的菩萨画十字,对着十字架双手合十,常被人笑话。有人指责我亵渎神明,我却不认为有什么错。

     2

     收音机报道,长江二十六年来最大一次洪峰,正从长江上中游涌向下游。我记得1980年9月还有一件事,是与这则消息在同一天宣布,婚姻法修改草案规定:法定结婚年龄男二十二岁,女二十岁。但党提倡晚婚,男女年龄相加应到五十岁。按法定年龄结婚,不会上法庭,自有主管单位惩罚你,因为你胆敢按法律行事。

     可能天生营养不足,发育迟缓,我十八岁这年,别人还叫我“小姑娘”,我自己也并不觉得是个成人,虽然再过两年就到了法定结婚年龄。这个让不少人高兴的“重申婚姻法”,与我毫不沾边,男女之事,好像还离我太远。

     每份报纸,只有四版,油墨与纸张的劣质,手指总弄得很脏。在石桥广场这样的不算小的街上,总会有木框或玻璃架将当日的报纸——《人民日报》《重庆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挂出来。玻璃框很少,因为有人砸,不是偷报纸,而是砸着好玩,跟砸路灯一样,晚上大多地方黑压压一片,只有野猫溪的几条街可见到路灯,说明这一带的无赖少年嫌疑最大,手还留自家情。就算每个街灯都能点着,南岸的大多巷子本来就没有路灯,落定在黑暗里,与亮亮堂堂的城中心不能比。

     3

     历史老师对报纸的关注,超过对身边发生的事。他说,上海的亭子间,巴黎的阁楼,不知出了多少作家画家,一个人的艰苦就是这个人的财富。不过他也说,一个人再强,你也强不过这个世界,你得不到本是乌有。他还说,瀑布一直在那里,无人知悉,直到河流把它显示出来。

     我喜欢他这样对我说话,我觉得这些话非常深刻,太值得我钦佩了。这些字词,一定是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时才运用,他说这种话和上课时完全是另外一个人。我不由自主地想,他开始把我当作朋友,认为我可以懂得他的语言。

     我对报纸兴趣增浓,这就是一个观望身外世界的窗口,我连边角小块文章也不滑过。报尾,常刊登一些大型文学月刊的栏目广告,有一天我读到北京的一份文学杂志《当代》三期的广告——报告文学《冬天的童话》。作者是一个敢讲真话敢对现实不满的青年遇罗克的妹妹,遇罗克坚持“不管你是什么出身,都应受同等的政治待遇”的立场,在“文革”中被枪毙。他妹妹写了他和她自己在那些年的不幸遭遇。

     读到广告,我就从他那儿找来杂志看。边读边抄好些段落在日记上,很感动。还杂志时,我想和他谈谈,说到遇罗克1970年被枪毙时,才二十七岁,他突然叫我别再说下去,他的口气非常粗暴,好像这事与他有关似的。

     这出乎我意料的举动,叫我大惑不解。当我与他把话题扯到别的事上时,他才变得正常了,不过极其冷淡。

     那天下午放学后,从他办公室出来,我在学校围墙边的石头上闷坐了许久。除了我,我想没有哪个女学生会去找他说功课以外的事。论相貌教书,他不比其他的男老师好,有什么了不起?不就因为他知道我对他的感觉特殊,他就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对待我。我气愤又伤心,一个胆小怕事的人!我不必看重他,更不必理睬他。

     晚自习的铃响了。是他的辅导课。

     学生温习功课,有问题就向老师提出。有时,老师会针对某一普遍性问题,重新讲解。他和其他老师不一样,总坐在讲台上,看谁举手就到谁的桌前。他还喜欢坐在最后排,手里拿的不是讲义课本,而是报纸。他经常弄些模拟试题,发下来,让学生做。

     那晚答考题,时间比背书过得快,两个小时的时间即刻就完了。趁着人多,我溜出教室,走在校内小路上,他竟赶了上来。

     “你走那么快干什么?”他问。

     “怕鬼跟着。”

     “在骂我?”

     “哪敢!”

     “你这小鬼。你在生我的气。”他握住一卷报纸深深地叹息一声,“不过跟你说话,我不感到累。”

     他这么一叹息,一承认,我不理他的决心,马上烟消雾散,无气可出了。不过,我走得仍旧很快。

     他建议,从校大门口走。

     “好吧。”我同意了,时间晚了,学生已走散,我不必故意绕开校门走。

     那个晚上,我是第一次和他走得那么近。那近,是由于身旁没有其他人,月光照耀着倾斜的碎石子路,树叶在风中沙沙响。我们默默地走着,到应该分岔的路口,我侧过身,停了下来,想对他说再见。

     可是他好像心绪很好,他对我说,他想等到下一段路再听到我说再见之类的话。他感觉出我害怕什么,我的脸在发烧般烫。我朝他看了一眼,他没注意,夜色把我的羞涩及莫名的惊慌遮住,我心安多了。

     快到苗圃水塘,我站住,不往前走了。

     “怎么,不愿意我送你?”他站在我右旁。他说这话时,我扶了一扶快掉下肩的书包带子,不料与他的手指碰在一起,头一抬,我和他的目光碰上了。

     我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,他的身体和我的身体靠得是这么近。这时,我低下了头,听见自己很轻的声音在说:“我快到家了。你请回吧!”

     他点点头,说,“你还有一段路,别走小路。不用害怕。什么都是注定的,要逃要躲,效果不会太大。”

     我背着书包,转身往坡下走,没有回头,直到肯定他再也看不见我时,才停下来想,他刚才跟我说什么来着?

     如果我回过头去,历史老师一定仍然站在路上目送我下坡。只要我朝回走,走近他,我一定能看见他的脸上那只有我能看见的悲伤,他的性格不许他讲出来。假若我能体谅别人,假若他能直接向我说出来,或许我们能彼此心灵靠近。

     而我正被自己内心的欲望折磨着,盼望他握住我的手,把我抱在怀中,亲吻我。

     母亲从未在我的脸上亲吻,父亲也没有,家里姐姐哥哥也没有这种举动。如果我在梦中被人亲吻,我总会惊叫起来,我一定是太渴望这种身体语言的安抚了。每次我被人欺辱,如果有人把我搂在怀里,哪怕轻轻拍拍我的背抚摩我的头,我就会忘却屈辱,但我的亲人从未这样对待过我。这里的居民,除了在床上,不会有抚摩、亲吻、拥抱之类的动作。没有皮肤的接触,他们好像无所谓,而我就不行。我只能暗暗回忆在梦中被人亲吻的滋味,就这一点,就证明我不正常。

     历史老师没有,几乎没有碰过我任何部位的皮肤,可能他也害怕。

     4

     退水后,又长又宽的岸滩,沙泥里混着鹅卵碎石,趸船跟着水面下沉,锈黄钢缆绷紧在地面。被波浪凿打得伤痕累累的大礁石,狰狞地立在江水中。在涨水时让水手胆寒的巨石,退水时变成一个形如乌龟的小岛。

     每年夏天,远远近近的人,都到江边较平缓的石滩地段去洗澡。我们不说游泳而说洗澡。下江洗澡的人,翻动着或凸或扁的肚皮,与江水游耍着。精瘦的小男孩们,打水仗,扔沙弹,一律光着身子。泊在驳船边的货船上的水手们,热得发慌,黑亮着一身皮肉,栽个迷头,泡进一江黄汤里。对我们这些从未见过私人浴室厕所的人来讲,有一江水,不管何种颜色,怎样折腾都是福气。长江从上游高原奔流到四川盆地中央,在重庆这一段,水势已经不太急湍。但每年夏天江里仍旧淹死不少人。很多是洗澡特胆大的,也有船翻扣毙在江里的,被谋害扔到江里的,当然也有对这个人世满腔怨恨一头栽下水的。死得再光彩,走得再冤枉,都一样,长江绝不会被填满。

     “快走喽,看水打棒!”满街满院吼声像锣鼓。几条街上的人,趿着拖鞋,捧着饭碗,顺坡跑向江边。

     看死尸,是南岸人日复一日刻板生活少有的乐趣。在弹子石渡口下端的回水沱边,有个锯木厂。那儿水缓,岩石高,锯屑总把那一段江水搅成一种怪怪的浓汤。尸体沾裹着木屑,颜色不明不白,肿胀得像一段树木,很难辨认出淹死的是什么人。他们的衣服裤子早就被水流冲走,或是别扭地裹在身体某一段,虽然几乎赤裸,却不易看出男女。不过,只要奔来围观的人中有亲人或仇人,泡得发紫的脸,七窍里就会流出鲜红的血。

     可惜,淹毙者“认亲认仇”的可能性不大。大部分尸体,从上游不知几十几百里外漂来,如果不在这肮脏的江湾靠岸,就会再漂上几百里几千里,到更远的异乡。但是,如果他们漂到岸边的时间,在淹死七天之内,还会维持最后一个性别特征:女的仰着,男的俯着。我开始知晓男女之事后,想起这些不幸者,心禁不住怦然一动:江水泡得那些男男女女肉烂骨销,不就是在拥抱他们,给他们最后的爱抚,性的爱抚?

     在这幢斜顶楼两层的办公室里,我感觉到夜色紫里泛蓝,残留白昼的热气,附近水田里的蛙鸣把亮火虫吹出树丛,耀眼地飞舞。

     当我一开口对历史老师说话,就感到高兴,他喝着茶,不时眯着眼睛瞅我。

     三哥在江边洗澡的人堆里,又瘦又黑。母亲老是数落三哥:“你不要命,我还要你的命。”三哥的耳朵不进油盐,哪听母亲的?他的命是轻轻拈来的,随随便便耍的,我从来没见他破一点皮。

     三哥身后老有两三个淌着鼻涕的小破孩儿,不管三哥理不理睬,仍涎着脸,提着松垮的裤衩,赤脚跟着他们的英雄。

     大姐的第一个女儿还只有两个月时,三哥看着婴儿粉红的脸蛋好耍,趁打瞌睡的大姐不防,偷偷把婴儿抱下江去。他撒开手,让婴儿在江水中自个儿扑腾。大姐忽有所感地惊醒过来,跳下床,院内院外找得呼天抢地,看见三哥托着婴儿回来,湿淋淋的衣服还滴着水,头上沾着一根黄蔫蔫的稻草。“她不用教就会游。”三哥说,不把大姐的怒吼当一回事。

     母亲气得脸色煞白,但也没有动手打他,晚饭照旧给他多添了一碗。

     “水打棒,早晚的事。”大姐恨着母亲,臭骂三哥。

     三哥瞪了一眼大姐,耸耸鼻子,就窜出院门,溜个没影了,准是下江去洗回头澡。

     “老三,你回来。”母亲着急地叫道,“孤头鸟,没良心的家什。”

     我的脚不听使唤,往堂屋外走。母亲一清二楚地对我说:“六六,你不许跟着去!”她急急收拾一个自己手缝的布包,里面装了换洗衣服和咸菜,赶回厂里去。她一周回来一次,总忘不了把我打整一番:绝对不准下江洗澡,单独一个人更不行,到江边看在岸边耍也不行。水里会伸出手爪,抛出套子。水不认好人,更要抓娃儿。

     从我能听懂话能走路,母亲便不断地说水的可怕。我这个江边长大的船工的女儿,竟然从未学过游泳。沿江住的男孩女孩,没有一个不是好水性。而我,也从来不是个听话的孩子,偏偏听进了母亲不准下水的话。

     我害怕渡江,说不出来的怕。尤其是节假日,人多,像牲口挤着,舱顶有救生衣,翻船往往就一眨眼工夫,谁能抢到救生衣?有次我下坡准备过江,正看见渡船翻在江中心:一江都是黑乎乎的脑袋,像皮球浮在发怒的江水中,一冒一沉,吓得我在坡上坐了下来。

     历史老师没像平时那样,听我说下去,而是笑话我怕水,不敢游泳,说我喜欢给自己找借口。他说,游泳很简单。女孩子学蛙泳好看,说着他站起来,走向我。绕着我走了半圈,从背后抓着我的双臂,我的皮肤即刻火烧火燎。他的手大而温暖,非常有力。让我的手向前伸直,随着他的手一起划动。他的神态很坦然,以致他挨着我的后背时,我都没觉察出他的心眼。

     突然明白后,我脸一下红了,气恼地甩开他的手,退后一步。

     他板着脸说,你不想学就算了。

     房间里真静,我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。过了好几秒钟,我什么也未等到。我感到自己又做了一次小傻瓜,就往门口走。

     “不多待一会?”

     “不。”我说着走到门口,把办公室门的把手握住,“我把这门关上?”

     “不用关。”他仍站在原处。

     拉着书包带子,我转过身勉强笑了笑。他没动,两眼专注地看着我。“想来就来,要不要我送?”他说。

     “不。”我说完,长叹一口气,仿佛想把胸中的抑郁怅惘吐个干净。

     我走出那幢楼好远,眼里噙满泪水,他可能根本就不喜欢我,也可能就是有意玩弄我,就像小说里那种男人,骗女人上当,然后把女人抛弃。

     他就是那样的男人!我在回家的路上把他恨死,决定今后再也不理他了。但在晚上躺上床时,我禁不住又想着他,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逃跑?是我不对。我抚摩自己的脸,想象是他的手,顺着嘴唇,脖颈朝下滑,我的手探入内衣触到自己的乳房,触电般闪开,但又被吸了回去,继续朝身体下探进,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传遍全身,我闭上了眼睛。

     整个白天,我在努力拒绝回想与他在一起的情景,没有想过他一分钟。黑夜笼罩,一切归于寂静,历史老师的形象便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

     如果那会儿他动手抱住我,我会怎么样,挣扎还是顺从?

     我的脸红着,耳朵里老鼠在楼板夹层跑动,天窗外不知是哪家的婴儿在委委屈屈地啼哭。过了一阵,堂屋里有人在咳嗽。我轻脚轻手在床上坐起来,咳嗽声就停了,一躺下,那声音又响起,故意不让我睡觉似的。

     堂屋有个樟木棺材,又重又大,是我家对门邻居程光头为他的老母亲做成的,用了他一个长工休假。棺材比我的年龄还大,我还在满地爬时,就在最里端的石墙一边搁着了,冷冷冰冰的,有一张不够长的塑料布搭在上面挡灰。里面堆了陈年谷糠壳,不知谁把一个不下蛋的母鸡放在里面,一睡就是几个星期,弄得程光头站在天井,叉腰跺脚骂爹骂娘。鸡主人忌讳骂棺材会落得晦气,但也迎着程光头对骂开了,好像是他的鸡受了委屈。

     程光头是驳船上的伙夫,船停在江北维修,放假回家。清晨打太极拳,夜晚拉二胡,都是看不得听不得的水平。他爱摸自己剃剪的光头,不等头发长出,就要用剃刀仔细地刮掉。每回从船上回家,还未到院门口,就开始叫起“妈,妈”,一直叫进院门,跨入堂屋右侧自家门老母亲跟前才停止。他的父亲在日本人空袭重庆时丧命,母亲才三十出头,未改嫁,两只三寸小脚,独撑着一艘打鱼船在嘉陵江上,把他拉扯成人。母亲如今已是七十奔八十的人,病病歪歪,大都在屋里躺着。

     婆媳不合,在这条街是家常便饭。可他家的情形有点特殊。他太有孝心了,半夜也会从老婆床上跑到母亲床前,帮母亲掖被子,怕母亲受凉。老婆后来受不了,一气之下住进纱厂集体宿舍。院子里的人听见“妈,妈”的叫声响起,就上前搭讪:“哟,孝子回来啦。”他笑嘻嘻地点点头。

     盖得严严的棺材,母鸡在里面没有闷死也是怪事一桩。“文革”中程光头做过工宣队,去过北京,参观过先进经验,回来后津津乐道,是我们这一带最见过世面的人。那几年他把棺材搬回自家半截敞开的阁楼上。堂屋贴满语录、“忠”字、伟大领袖的画像。一大早他指挥院里人向伟大领袖做请示汇报,没有人敢不来。那时我还未上小学,我不会唱歌,声音细而尖。

     除夕夜的饭菜太香,穷人家平时吃得节俭,过年还是有好吃的,藕炖肉骨头,盐炒花生米,特别是凉拌红萝卜丝,上面浇了平时不会有的香喷喷辣滋滋的辣椒油。但母亲不管我们有多馋,都不让我们先动筷子,通通赶出房间,让我们在冷飕飕的堂屋或天井站着。她一人在房内,天知道在干些什么,嘴里心里念叨着什么。母亲说不这样,祖先会不高兴。

     “祖先都不在了,啷个会知道?”我不识好歹,姐姐哥哥们都闭嘴不说,我偏要说。

     “乱讲,祖先这阵子就在我们边上站着。”母亲瞪了我一眼。

     等一家人可以坐拢在桌前,母亲指着桌上碗筷说:“你们看,刚才筷子头朝外,现在头朝里了,祖先来过了。”

     “来过了。”四姐附和。

     “六六,你拿筷子改不改?”母亲逮住了我。我举着筷子,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茫然状。

     “你看,筷子不能握在头上,在头上,你以后会离家远走,再也回不来。你拿近点,这样就总会待在父母身边。”

     我的手移到筷子中部。

     “不行,这样也不对,你耳朵生翅膀了,总听不见我的话?不能叉开筷子,叉开了,你守不住钱,会一辈子穷。像这样,拿稳,大拇指和二指压在一块。看你,教都教不转,得了,你今天先吃饭,明天给妈改过来。”

     姐姐哥哥端着饭碗,埋头吃他们的饭,像未听见一样。

     一到清明节,父亲有时一人,有时也带上我和五哥去山坡挖清明菜。小心摘,留住根。他说这样明年我们还可以摘到,饿肚子那几年就是连根也吃了,到现在野菜越来越难找。

     这种野菜,奇怪极了,只在清明节前鲜嫩嫩,过了节就显出老相,即使是清晨露珠亮亮地滚动在菜叶上,也那样,有点像女人的生命。它叶不大,也不宽厚,生有一层淡白色的毛,茸茸的,一小棵一小棵。用清水洗净后,切碎,放入和好的面粉里搅混,用手拍扁,一个挨着一个,放在炒菜用的铁锅边上。待锅底水干,便揭开盖,把锅倾斜地在灶上转动。熟的清明菜有股清香,粘粘连连的,有个好听的名字:清明粑。

     父亲叫我们吃清明粑时别说话,他的严肃劲和母亲祭祖先时不一样,有种让我们畏惧的东西。父亲远离家乡浙江,在战火连连、生死未卜的行军途中,遇到乡亲,才知道父母早已去世,他的祖先之魂,太远了一些,不容易召到漂流他乡的儿子身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