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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章
    1

     母亲回家,家里比平日多了一菜:豆豉干煸四季豆,照旧熬了个酸菜汤。

     我在楼上拖地。说拖地,不过是把弹丸大的空地弄湿,降降温。两张木板床几乎把阁楼的空间占满,一张矮小方桌,我学习的时候才架起来放在电灯下。常常忘了拆,人经过得侧着身子。地板薄,两层夹板里,耗子在里面不停地跑着。我尽量把拖把的水拧干,以免水直穿过地板,滴到楼下正屋。敞开的天窗没有引来风,刚洗了澡,又是汗腻腻。

     “六六,下来吃饭。”四姐站在堂屋叫。

     我提着拖把水桶,走出来。从木廊望下去,四姐碗里的菜,喷香,绿绿的。她脸瘦了一圈,可能是因为当建筑工人,天天日晒雨淋,面颊皮肤紫红得像个农妇。她比我好看多了,身材苗条,一米六二,比我高整整三公分。只有牙齿不整齐,我们姐妹几个牙齿都长得挤挤歪歪。“换牙齿时尽吃泡酸萝卜,不听话。”母亲骂我们。

     我下楼和父母一起坐在桌前,刚端起饭碗,五哥悄无声息地进屋,在靠门右侧洗脸架那儿洗手。他的背影像个女孩,肩比较窄,头发也不浓密,五官长得细巧,但上嘴唇有道明显疤痕。五哥生下来,上嘴唇就豁,吃东西时裂得更开,样子很丑。母亲看着伤心,就怪父亲,说父亲在她怀五哥时,在家门槛上用柴刀砍柴,叫他别砍,他不听,砍得更来劲。

     半岁时五哥在地区医院做缝合手术,手术做得太差,粗针粗线,拆线又马虎,伤口感染,嘴唇正中间留下一条很不美观的痕迹。他大我四岁,已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,晃然一看,却比我还像孩子。他尽量不开口,比父亲还沉默寡言,可能是怕人看到他,就会注意到他的嘴。五哥在造船厂做电焊工,有便船就搭乘回家,没有便船就走两个半小时山路回家。

     昏暗的灯光下,我们一家五口围着桌子吃饭。

     院子里的人,喜欢到院门外的空坝和石阶上去吃,邻居乡亲,互相不必请就可以夹对方碗里的菜。一言不合,筷子可能就对准对方脸,破口大骂。火一点爆,碗就扣在对方头上,稀饭混着血往下流。马上,就满街是边看热闹边吃饭的人。

     桌上清汤寡水,不值得挤在一起,父母却不允许我们端着饭碗到处跑,倒不是我家特别讲礼,而是尽量躲开邻居。院里街上的人瞧不起我家,父母情愿待在家里,我们家的孩子最多也就在堂屋或天井站着,不像其他人家的孩子吃到院门外,蹲在石坡上,甚至吃过几条街,吃到江边去。

     五哥端着饭碗,坐到堂屋里一张矮凳上,紧靠房门。

     母亲没好气地看了我一眼,接着就开始说,她才五十三岁,厂里人事部门说她病多,要她提前两年退休。若回家,只能领一点儿津贴。

     屋子里的人都握着筷子,停住吃饭。我问母亲,那样一月有多少钱?

     “二十八块不到。”

     见我们没说话,母亲又说,“以前二十八块钱还管用,现在就不值钱,工资、退休津贴往上提升,慢得眼珠子都望下来了。看嘛,六六,你上高考补习班,就缴掉二十块,读书有啥用?我们家既没钱又没路子,供养不起你上学。”

     母亲在上星期天也提过退休缺钱的事,让我别再考大学。但这次话几乎说绝了:希望我马上去找份工作做,补贴家里。大学教育是个无底洞,再负担我四年的学习生活。哪怕读完大学,没后门,毕业时只能“服从党的需要”,不知分配到什么鬼地方。我们全家工人,在这个号称工人阶级掌权的国家,“权”与我们从来没一点儿缘。虽然这个时候,我们家孩子,除我之外,都能靠双手养活自己,不再去江边挑沙子卖钱。我们家生活与我生下时没多大变化,邻居有办法的都离开这破院子,我们却在老地方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。

     母亲说我不懂做父母的苦心,他们一生为儿女操劳,假如家里稍微有点钱,父亲的眼睛就不会坏到现在这个地步。要是有点钱,重庆的医院治不好,还可以到上海和北京的眼科医院去治。母亲一边念叨,一边给父亲夹一筷子四季豆。

     我从小就发誓:等我长大后,我什么都愿去做,什么都舍得,只要能有办法让父亲的眼睛医好。但在这时候,我哑口无言了。

     母亲没看我,心思很乱。桌上酸菜汤已见碗底,酸菜余下不少,母亲往父亲碗里夹。

     “我已吃完了,你不要夹菜给我。”父亲的浙江口音说快了,本地人听不清他的话,但我听得懂。父亲说:“六六要读书,就让她读,你不是也说过,有文化少受人欺侮。”父亲不爱说话,但一两个字就点中了要害。

     “这事你别多嘴。”母亲寸步不让。

     我气得起身离座,搁了饭碗,就往阁楼走。

     2

     我无法忍受委屈,我总没能力反抗。退让,反使我对抗情绪更强烈:我会很长时间不说话,一个人面对着墙壁,或是躲到一个什么人也找不到的地方去,想象我已经被每个人抛弃。我的自怨自艾会变成愤怒,刺刺冒火,心里转着各种各样报复的计划,杀人的计划,放火的计划,各种各样无所顾忌的伤害仇人、结束自己的计划。总之,让亲属悲痛欲绝悔恨终生,我却不给他们任何补救赎罪的机会。想到没有我以后种种凄凉的场面,连我自己也觉得值得好好伤心。

     这么一路想下去,我竟然会感到伤害的切实,觉得肝和心脏在一块块爆裂,往我的胃道喷着鲜血,沿着食道往上猛升,然后我的喉咙堵住,气透不过来,咯咯地冒着血腥的泡沫。有时,我感到我的肠子痛苦地绞起来,打成一个哪个医生也解不开的怪结,肠子里的东西往两头挤压,一股酸臭翻出我的胃,直冲到嘴里。急得我赶快去找药,父亲的小药箱里有一些包治百病的药:桂皮金灵丹、牛黄解毒丸、银翘上清丸,等等。

     父亲问我出什么事了,我只说肠胃不舒服。他焦虑地看看我,帮我找他觉得合适的药丸:清火的,祛风散热的,退火解毒的。拿了药我赶快走开,不想告诉他肚子怎么又会突然难受起来。

     过后,父亲爬到阁楼上来,问我好些了没有。

     他好几次说,不要紧,你这肠胃是生下来的毛病:你恰恰擦边躲开了饿肚子的三年困难时期,是福气。但这边擦得够重的,你在娘胎里挨了饿,肠胃来跟你要债。为了让你母亲不挨饿,也就是让你不挨饿,这一家子淘了多少神,伤透了脑筋。

     从我的生日推算,母亲怀上我时,是1961年的冬天,是三年大饥荒最后一个黯淡的冬天。仅仅我们这个四川省——中国农产品最富裕的一个省,美称“天府之国”——就饿死了几百万人,全国饿死的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四川人,大部分人饿死在1959年、1960年、1961年冬天的冰雪中,以及1962年“青黄不接”的春天。

     对这场大饥荒,我始终感到好奇,觉得它与我的一生有一种神秘的联系,使我与别人不一样:我身体上的毛病、精神上的苦闷,似乎都和它有关。它既不是我的前世,也不是我的此生,而是夹在两个悬崖间的小索桥。我摇晃着走在这桥上时,刮起一股凶险的大风,吹得我不成人形。

     有一天我问历史老师我出生前的大饥荒,他脸色忽然变得很苍白,眼睛移开了去。我惊异地问他怎么回事?他没有回答我,而是猛地站起来,走到窗口,双手狠抓头发,静止在那儿,过了一阵才开口,“别相信你的肉,别相信你的骨头,把石头扔进腹中。灰火咝咝作响时,我们就能抛开天堂危险的重量。”

     我吓得呆住了,他朦朦胧胧的怪话,在我听来,比几千万几千万的死人数字更令我震动。

     过了很久,他才平静下来。我才知道,他个人开始挨整,就是在那时候写了一封信,向中央政府反映四川饥馑的现实情况。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,而我还没出生。信被退回地方公安部门,他被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,拘押检查。他写的只是说这场饥荒是干部造成的。干部们都讨好上级,往上爬,集体哄瞒不管老百姓的死活。他们一连好几年坚持谎报特大丰收,饿死多少人,没见一个人承担责任。

     大部分老百姓是不说这些事的,他们软弱而善忘,他们心宽而不记仇。

     饥饿与我隔了母亲的一层肚皮。母亲在前两年中一直忍着饥饿,省下粮食给五个子女。当时这个城市成人定量二十六斤,“主动”节省给中央两斤,节省给本省两斤,节省给本市两斤,节省给本单位两斤,落到每个人身上只有十八斤,其中只有六斤大米,其余是杂粮——玉米、大豆、粗麦粉之类的东西。四川人很少尝过饥饿的滋味,饥荒一向是水土流失的黄淮河流域的事,在长江嘉陵江流经的肥沃土地上,粮食从来像年轻人的毛发一样茁茁壮壮。

     我们家的五个孩子,都在生长发育期,个个都是抢着要吃。

     要吃,也有办法:买高价饼,一个饼要两块钱,相当于一个工人两天的工资。我们家一个月的余钱全用来买这种高价饼,也只能每个人半个。过什么节下决心后才去买一个饼,遮遮掩掩拿回家,每人一小角。

     三天两头,便有公安局带着手铐,将我们家附近这几条街上的一些人铐走。抢国家粮食仓库的判刑,全是十年以上。再饿死人,国家的粮仓必须满满的,预备与苏修美帝打仗用。说野猫溪一带的人,十有七八做过偷鸡摸狗见不得人的事,真是一点也不过分。为了填饱肚子,很少有几个人能够响当当拍胸膛说:我们家一清二白。我们院子里有一家人,四个儿子有三个进监牢,轮换着出出进进,才使一家人没饿坏。

     菜也是按票定量供应的,每人每天只有几两,卷心菜连菜带皮一起卖,不然,菜边皮都会被人哄抢。做豆腐滤下的豆渣,也是定量分配的东西。花生榨油后剩下的渣,挤压成紧紧的一个大圆盘,是美食,有后门才能弄到。老百姓能自己弄到的食品,是榆树的新叶,是树皮剥开露出里面一层嫩皮,在石磨上推成酱泥。那年四川树木被毁掉不少,就是这样剥光皮后枯死的。野菜野蕈,早就被满山坡转的小孩,提着竹篮子、背着小筐摘尽了,抢吃野蕈中毒的孩子多得让医院无法处理。

     大姐带着弟妹们,到附近农村去采一种与草不太能分清的香葱,她让弟妹们在草里找,自己钻进农田里偷菜。农民守命似的守着几棵菜,一发现就拿着长棍子猛追狠打。大姐的背篓里,偶尔才有点又老又硬的菜根。

     三哥决不会跟着大姐去挑野菜,也不屑与其他小孩在山坡或田坎上慌神地打转,也不在那些蹲坐在江岸石礁的垂钓者中求运气。他靠江吃饭,再冷的水也敢跳下去。只要看到有什么像食物的东西从上游冲下来,什么菜皮、菜叶、瓜皮之类,他能游出好几里,跟着目标不舍。直到把那东西捞回岸,带到家里,让母亲用水冲洗干净,去掉腐烂的部分,做上几口菜。有时,还能捞双破塑料凉鞋,拿到收购站去卖几分钱。

     他不是总那么幸运:江上大部分时间只有泥水滔滔,他常常是两手空空,回家还得受大姐嘲笑。但他还是幸运者,有不少用这种方式寻食的孩子葬身江底——从西藏雪山一路奔下来的江水,一年大部分月份江水冰冷彻骨,在水里一旦抽筋就很难游上岸,眼睁睁被江水卷入旋涡。这些孩子,本来就已经饿得没有力气。

     一个孩子用各种方式采集回来一点可吃的东西,有功当然有权多吃。三哥从江里捞回一把萝卜缨的那天,他的脸骄傲地在家人面前转动,吃东西时,故意发出响亮的声音。

     哪怕一家人,每个人都眼珠瞪得好大,生怕自己少吃了一口。有时他们还为互相偷藏起来的食品吵闹而大打出手,大姐个儿最大,吃亏的自然不是她。

     偶尔从船上回家的父亲挥着瘦削的手臂,用竹棍赶散扭打的孩子们。父亲吃得最少,有权威。

     3

     这城市有个动物园,有一只华南虎,已经绝灭的珍贵品种,按规定供给活物。即使灾荒日子,全省就它独一只华南虎,也得优先照顾,就像所有高级干部、中级干部,按等级得到特殊待遇。负责饲养老虎的是一个矮个子,他和凶猛暴戾的老虎相处融洽。老虎也只认他,若他病了,旁人代班,只能隔着高高的铁笼将食物扔给老虎。他到大铁笼里,老虎有时还向他做出让游客惊吓的动作,只有他知道那是老虎在向他撒娇,表示亲热。他是饲养有功的劳动模范。

     大饥荒了,劳动模范更是饥肠辘辘。熬了一年,未熬过第二年,他把该给老虎吃的活兔每星期留下一只,杀了自己吃。都说老虎并不完全是饿急了,才将劳动模范吃了,而是嗅出他身上有兔子的气味,才把他撕碎了吞进肚。但这无法解释老虎为什么要留下他的一只脚?公安人员研究几天,才弄懂老虎的动机是在有意警告接班的人,甭想偷吃该它的那份。

     这个故事只流传了一阵子,恐怕属于政治谣言。此后老虎也饿死了,模范饲养师趁有点小权时解了馋。不成为老虎食,到此时也一样得饿死。

     没权的人唯有干熬,父亲船上,每个船员早饭一两稀饭,中午和晚上各二两,自己用小秤称,装进自己的饭缸里蒸,快蒸好后,再往饭上不断地浇水,使米粒发胀起来,“提高出饭率”,哄骗肚子。船员们进进出出船上的大厨房,盯着自己的饭缸,怕人偷去一些,大家的眼睛全变得贼明贼亮。

     到处流动的工作,使船员们关系越发怪诞。船每到一地,就上岸弄少得可怜的土产,再到另一地转手卖出,从中牟利。船员之间也因分赃不均而彼此告发,那些时候的处置迅速而严厉,开除公职裹铺盖卷回家,省了公家一份定量。

     父亲是老实人,连仙人掌之类勉强能吃的植物也弄不到。棕树开花,花大,形状大如玉米,也是抢手货,轮不上他。偶尔运气好,得到点芭蕉头,煮过水,去了点涩味,切成片看上去像芋母子,难吃。但比起其他充饥的东西,算不错的了。父亲想到母亲正拖着大大小小的孩子去山坳里挖野菜草根,他就勒紧裤带限制着自己每天的定量,节省下来带回家去。

     终于有一天,他脚一绊,一头从驾驶舱栽到甲板上,扑腾着却没能站起,反而滚落到江里。他的头摔了个大口子,血流不断。船从宜宾开到泸州,父亲才被送进医院,检查时发现他的眼睛出了问题,视力严重衰弱。

     那个饥饿的冬天,母亲已有身孕,还在塑料厂做搬运工。她有必要多吃一点,为了肚子里的我。

     没有,母亲没有这个权利。我的姐姐哥哥没感到有这必要,让母亲多吃——没必要让尚未出生的我多吃一点。在那难忍的日子里,他们为我做了不必要的牺牲。后来,他们脑子里忘了这一点,心里却很难忘记。我感觉到了,却一直未弄懂他们怨气的由来。

     我在母亲肚子里就营养不良,在胎中就拒绝动弹。母亲觉得怪异,一直担心害怕。我是在城中心七星岗那个妇幼保健中心生下来的。母亲说她到医院去的路上,路过一家电影院,那里正在演一个歌颂共产党游击队女英雄的电影《洪湖赤卫队》。在电影院门口,羊水流了下来,她忍着继续走,痛得受不住就坐在街边石阶上。过路的好心人见她大肚子,咬着牙,脸色惨白,就把她扶到这家医院去。

     母亲生过那么多孩子,都不是在医院生的,她自己生,自己剪脐带,洗和包。母亲掐算日子,我早过预产期,早该出生了,她怕我是死胎,这才去了城中心。我生下来,过了许久也没哭,医生倒抓我的腿,使出力气打屁股,才拍出我满喉咙自胎里带来的苦水,我的哭声只是呻吟一样的哼叫。

     4

     都说我有福气,生下来已是1962年夏秋之际。那年夏季的好收成终于缓解了连续三年的饥荒。

     等我稍懂事时,人们又有了些存粮,又劲头十足地搞起“文化革命”政治实验来。都说我有福气,大饥荒总算让人明白了,前无古人的事还可以做,全国可以大乱大斗,只有吃饭的事不能胡来。“文革”中工厂几乎停产,学校停课,农民却大致还在种田。虽然缺乏食品,买什么样的东西都得凭票,大人孩子营养不良,却还没有到整年整月挨饿的地步。人饿到成天找吃的,能吃不能吃的都吃的地步,就没劲儿到处抓人斗人了。

     饥饿是我的胎教,我们母女俩活了下来,饥饿却烙印在我的脑子里。母亲为了我的营养,究竟付出过怎样惨重的代价?我不敢想象。

     我整个平静的身体,一个年轻的外壳,不过是一个假象。我的思想总是顽固地纠缠在一个苦恼中:为什么我总感到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?

     我真希望那个跟在我身后的陌生男人不要离开,他该凶恶一点,该对我做点出格的事,“强暴”之类叫人发抖哆嗦的事。那样我就不多余了,那样的结局不就挺狂热的了吗?这想法搞得我很兴奋。

     每天夜里我总是从一个梦挣扎到另一个梦,尖叫着,大汗淋漓醒来,跟得了重病一样。我在梦里总饿得找不到饭碗,却闻到饭香,我悄悄地,害怕被人知道地哭,恨不得给每个手里有碗的人下跪。为了一个碗,为了尽早地够着香喷喷的红烧肉,我就肯朝那些欺侮过我的人跪着作揖。醒来一回想,我便诅咒自己,瞧不起自己,不明白哪来那么多强烈的身体需求。

     我一次次对自己否认:你不是生来这样,胎儿不会有记忆,不会受委屈,不会有创伤。但是我无法解释我的某些行为。比如,我对食物的味道特别敏感,已经这么大一个姑娘了,还是永远想吃好东西,永远有吃不够的欲望,而且吃再多还是瘦骨嶙峋。闻见邻居家灶上在炒鸡蛋饭,我清口水长流。我从不吃零食,讨厌同学中有小钱买零食的“五香嘴”,却对肥肉特别馋,幻想以后的一天,能自己做主了,就天天吃肉。

     而且,我对受亏待特别敏感,不管什么样的亏待,别人受得了,我就不行。心里一闹,怎么想也想不开。

     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个特别好高要强的女孩,我嘴笨,一到公众场合就紧张得什么也说不出来。无论在学校,还是在家里,在似锦如花的少女堆中,我不仅个儿矮人一截,脸也瘦削些,连头发也长得稀疏些。我总在最不扎眼的角落里待着,觉得受到别人的有意压制:别人得意,总拿我做牺牲。

     十八年过去了,难道饥饿的后遗症就这么严重?比我大几岁的人出生后挨了饿,与我同年龄的人大都胎中挨过饿,几乎都是死里逃生。为什么他们高高兴兴忘掉了,现在享受着青春年华,日子过得自得其乐,我却抑郁寡欢。

     难道我出生前后还经历过别的什么事?

     我很想让母亲讲讲这一段时期,但母亲总说:“灾荒年嘛,苏修美帝吧,‘反华大合唱’吧。不也把你们几个没心没肝的拉扯大了,不也熬过来了,数那些陈年烂谷做啥子呢?”

     母亲有意冷漠,我好奇心更强。一个抬杠子的女工,重庆所谓的“棒棒”女子,她怎么度过这饥荒之年的?有谁会关心她?母亲有的只是她自己,或许,她曾讨好过大锅饭食堂打粥掌勺的,手一低一转,也就比别人稠了几分;或许,她曾向打菜的师傅赔过笑脸,手一高一扬,也就比别人多了小半。饥荒年每个人眼睛都瞪得癫狂圆亮,随时会为缺半两少几钱大动肝火哭闹打架,但食堂总是有油水,养得活一二张嘴,包括肚子里的小嘴。当时食堂总由最严格最靠得住的党员来管,这样的好事,怎么可能轮得上我们这种毫无靠山的人家?

     大姐不止一次在与母亲的吵闹中说,她去食堂打饭,那些掌勺的人给她打最清最淡的稀饭,跟水差不多。她坐在凳子上哭,没用,便把清汤水饭端回家,在路上喝掉一半,让家里饿得七歪八倒的弟妹一起去食堂闹,弄到一圈圈人围观,掌勺人只好给大姐重新添几勺稠的。

     “就是因为你,我们才被人欺,差点都成了饿死鬼!”大姐一向关不住嘴,但这样指责母亲,太不像话了。

     母亲气得脸通红,大口喘气,竟也忍住了要脱口而出的话。为什么家里人一提到饥荒之年,向母亲发脾气,母亲就哑口无言了呢?她做了什么理亏的事?

     5

     第二天上午的四节课,我脑子里都在想母亲的话,她将退休,领少得可怜的退休津贴。

     我怎么办?听从母亲?不准备高考,就不能去学校,等于就见不到历史老师。后者最让我难受。而继续复习,别说下学期,就是本学期还得用的课本、作业本,都别想让母亲给钱。课本也许能借,作业本呢?着急之中,我想起父亲的病休工资那么低。夜盲症应该算工伤退休,该给全薪。如果我去把这件事办成了,父亲补几年的工资,不就有我的一份了吗?我壮起胆,乘轮渡过江到城中心。

     “上不沾天,下不沾地,鬼都不到这个旮旯角角来。”邻居经常抱怨住在这个地方。医院、煤店、菜市场、电影院、邮局,不仅隔得老远,而且高了或低了上百米,办任何小事,都得打定出远门爬坡的主意。我更是难得过江到城中心去。

     1980年重庆长江大桥建成,从城中心跨江通南岸,南岸人兴奋若狂,欢呼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,以为从此就是半个城中心人。但不久就发现,我们这些住在隔江半山坡上贫民区的人,得往山顶走,直走到有马路的地方,乘公共汽车绕一个大圈,才能过桥。时间长不说,付的钱还贵,没沾到什么好处。只有遇上大雾封江,或洪水暴涨,渡船停开时,才去拼命挤公共汽车,从大桥上过江。坐轮渡,路要短些,还省钱,因此一切如故。

     这天找到省轮船公司劳资科,大约下午三点左右。好几个干部模样的人,坐在各自的办公桌前在看报喝茶,有个人在打电话聊天。

     我问了好几声,没有一个人理我。然后,我走进办公室,说我是退休职工子女,来这儿主要是想问问父亲为什么没拿工伤退休工资?几个人仍然照旧,不予理睬。我再说了一遍,打电话的人搁了电话走过来,看看我,打着官腔说:

     “一个姑娘家,还能到公司来,还晓得来问父亲的工资。回家去,我们做这种工作都按党的政策按中央文件办事,哪会有错?”

     我觉得牙齿在抖,我不看说话人,眼睛盯着桌子,按打了一上午的腹稿说了下去:我父亲不仅不该拿病休工资,我父亲的工龄也有错,不该从1950年底解放后算起。他是1945年前参加轮船公司的,那时国共联合抗日,按文件该算工龄。

     不等我的话说完,一个喝茶的脸刮得光光的男人站起来,从鼻子里哼了一声,“看你人年轻,还真有两刷子。也好,让你看,看完就别在这儿给我们添乱。”他掏出钥匙,打开柜子的锁,从摞成小山的卷宗中,取出一袋卷宗,翻了半天,才从一堆纸片里找出一个本子,翻到某一页:“你自己看吧!”

     我按照他指着的地方,一看,吓了一跳:“梅毒治愈后遗症目衰。”我的父亲规矩得不让我们家孩子说话带一个脏字,他会有别的女人?决不会的,他心里唯有我母亲,他怎会和这样的病有丝毫的联系呢?我大声嚷了起来,“这怎么可能?我父亲是世界上最老实的人!”

     几个干部相视一下,大笑起来。

     我很惶惑,父亲那么多年白天黑夜都在开船,眼睛累坏了,明明是在船上工作时跌下河去的,差点还送了命,该算工伤。

     “他的工资搞错了,你们行行好纠正过来。”我声音放低,恳求地说。

     有人在问:“这不知高低的丫头是他的第几个女儿?”

     “好像是老六。”

     “哦,老六。”笑声里夹有一种暧昧的鄙视,那种盯着我看的目光,仿佛在从头到尾地剥开我,检验我。劳资科的人经手近万名职工,对我父亲的什么事,却比我清楚得多,他们的档案袋掌握着职工的命运。

     我委屈极了,费了好大劲才没让泪流下来。我的脚步跨出这间办公室后,心里很害怕,人怎么都有好多秘密?弄不好一下冒出来,令我惊吓不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