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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章
    1

     我从不主动与人提起生日,甚至对亲人,甚至对最好的朋友。先是有意忘记,后来就真的忘记了。十八岁之前,是没人记得我的生日,十八岁之后,是我不愿与人提起。不错,是十八岁那年。

     学校大门外是坑坑洼洼的路面,向一边倾斜。跨过马路,我感到背脊一阵发凉——一定又被人盯着了。

     不敢掉转脸,只是眼睛往两边扫:没有任何异常。我不敢停住脚步,到了卖冰糕的老太太跟前,我突然掉转头,正好一辆解放牌卡车疾驶而过,溅起路沿的泥水。两个买冰糕的少年跺脚,指着车乱骂,泥水溅在了他们的短裤和光腿上。老太太将冰糕箱往墙头拉,嘴里念叨:“开啥子鬼车,四公里火葬场都不要你这瘟丧!”

     一阵混乱之后,小街还是那条小街。

     我愣愣地站在杂乱的路上。是不是我今天跟人说话太多,弄得自己神经兮兮?从童年某个岁数起,我时不时觉得背脊发凉:我感到有一双眼睛盯着我,好几次都差一点看见了盯梢的人,但每次都是一晃而过。

     那个男人,头发乱蓬蓬的,从没一点花哨色彩闪入我的眼睛。他从不靠近我,想来是有意不让我看清。只是在放学或上学时间才可能出现,而且总在学校附近,也从不跟着我走,好像算准了我走什么路,总等在一个隐蔽地方。

     这一带的女孩,听到最多的是吓人的强奸案,我却一点没害怕那人要强奸我。

     我从未告诉母亲和父亲,不知如何说才好,说不清楚。很可能,他们会认为是我做了什么不规之事,臭骂我一顿。好多年我独自承担这个秘密,渐渐这件事失去了任何恐惧意味,甚至不再神秘。每次有目光盯着背脊——大约隔半月或十天,我总有背脊发凉的感觉。事情本身没什么可怕可恨,可能与生俱来,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。人一辈子,恐怕总会有某个目光和你过不去,对此,我可以装作不在乎。说实在的,平时愿意看我一眼的人本来就太少。

     每次我想抓机会捕捉这个目光,它都能躲开我。而我不过是为了某种确定,就像过分小心地逮一只翠绿的蜻蜓。或许虚飘飘的东西本不应该拽紧,一旦看清,反有大祸。

     我不敢多想这件事,那一年我的世界闪忽迷离,许多事纠缠在一块,串成一个个结子,就像我行走的小路边,石墙上的苔藓如鬼怪的毛发一般,披挂下来。

     2

     我的家在长江南岸。

     南岸是一片丘陵地,并不太高的山起起伏伏,留下一道道沟坎。如果长江发千古未有的大水,整个城市统统被淹,我家所居的山坡,还会像个最后才沉没的小岛,顽强地浮出水面。这想法,从小让我多少感到有点安慰。

     坐渡船从对岸朝天门码头,可到离我家最近的两个渡口:野猫溪和弹子石。不管过江到哪个渡口,都得在沙滩和坑坑坎坎的路上,往上爬二十分钟左右,才能到达半山腰上我的家。

     站在家门口的岩石上,可遥望到江对岸:长江和嘉陵江两条河汇合处,是这座山城的门扉朝天门码头。两江环抱的半岛是重庆城中心,依山而立的各式楼房,像大小高矮不一的积木。沿江岸的一处处趸船,停靠着各式轮船,淌下一路锈痕的缆车,在坡上慢慢爬。拂晓乌云贴紧江面,翻出闪闪的红鳞,傍晚太阳斜照,沉入江北的山坳里,从暗雾中抛出几条光束。这时,江面江上,山上山下,灯火跳闪起来,催着夜色降临。尤其细雨如帘时,听江上轮船丧妇般长长的嘶叫,这座日夜被两条奔涌的江水包围的城市,景色变幻无常,却总那么凄凉莫测。

     南岸的山坡上,满满地拥挤着简易木穿斗结构的小板房、草盖席油毛毡和瓦楞石棉板搭的棚子,朽烂发黑,全都鬼鬼祟祟:稀奇古怪的小巷,扭歪深延的院子,一走进去就暗乎乎见不着来路,这里挤着上百万依然在干苦力的人。整个漫长的南岸地区,几乎没有任何排水和排污设施:污水依着街边小水沟,顺山坡往下流。垃圾随处乱倒,堆积在路边,等着大雨冲进长江,或是在炎热中腐烂成泥。

     一层层的污物堆积,新鲜和陈腐的垃圾有各式各样的奇特臭味。在南岸的坡道街上走十分钟,能闻到上百种不同气味,这是个气味蒸腾的世界。我从未在其他城市的街道上,或是在垃圾堆积场,闻到过那么多味道。在各色异味中生活,脚踢着臭物穿行,我不太明白南岸人为什么要长个鼻子受罪。

     老是在说,抗战时日本人投下的炸弹,有好多没有爆炸,落在山坳沟渠,埋在地底;国民党1949年底才最后放弃这个城市,埋下炸药有几千吨,潜伏特务十几万——也就是说,成年人都可能是特务,经过50年代初共产党的大镇压、大枪决,依然可能有无数特务漏网。解放后入了共产党的人,也有可能是假的。每天夜里,他们——男特务女特务们——都要出来搞破坏,杀人、放火、奸淫,做各种坏事。他们不会在对岸中心区的水泥大厦间、柏油马路上活动,喜欢偷偷潜行在这个永远有股臭味的南岸:这个本来不符合社会主义形象的地方,自然该反社会主义的人物出没。

     只消走出门来,倚着潮湿湿的墙,侧着耳朵听:打更棒棒一声声敲着黑夜,没准儿一个蜘蛛网罩住的房门,会神秘地露出一只旧时代的红平绒绣花鞋;那匆匆消失在街转角的男人,黑毡帽压低,腿上藏着尖刀。阴雨天暗时,走在脏水漫流窄坡上的每个人,都是一副特务嘴脸。随便在哪一寸地上,掘地两尺,没准儿就可挖到尚未爆炸的炸药炸弹,或是一本写了各种奇怪符号的密电码本,或是用毛笔记录了各种怪事的变天账。

     一江之隔,半岛上的城中心,便有许许多多的区别,那是另外一个世界,到处是红旗,政治歌曲响亮欢快,人们天天在进步,青少年们在读革命书,时刻准备长大做革命的干部。而江南岸,是这大城市堆各种杂烂物的后院、没法理清的贫民区,江雾的帘子遮盖着不便见人的暗角,是这个城市腐烂的盲肠。

     从过江渡船下来,颤颤悠悠过跳板,在砾石和垃圾的沙滩上走上十多分钟,抬起头来,一层层一叠叠破烂的吊脚楼、木房、泥砖土房。你只会见到一个最不值得看的破屋子迷魂阵,唯有我能从中找出一幢黑瓦灰砖的房子,面前一块岩石突出在山腰上,伸向江面。这一带的人都管这一角叫八号院子嘴嘴,它位于野猫溪副巷。野猫溪副巷整条街只是一条陡峭的坡道,青石板石阶低低高高不匀,苦楝树,黄葛树,还有好些有时臭有时香的植物,歪立着好些早就应当倒成一堆堆木块的破房子。八号院子嘴嘴,院墙和大门黝黑,一侧墙青红砖相间,任意地泼了点色彩。那是得福于一场雷雨,雷电劈掉了半壁墙,重砌时,碎砖不够,找来一些红砖填补。

     这还不是我的家。从窄小的街上看,只会看到一个与整个地区毫无二致的灰暗屋顶。和八号院子平齐的是七号院子,我家院子是六号,顺山坡地势,略略高出前两个还算像样的院子,墙板和瓦楞长有青苔和霉斑。中间是天井,左右一大一小两个厨房,四个阁楼。大厨房里有一个小回廊,连接后院,还有阴暗的楼梯,通向底层的三个房间和两个后门。

     这么一说,像个土财主的宅子。的确,原先不知道是个什么人家的住房,1949年底共产党来了,房主人很聪明地落个下落不明,家具和几台土织布机充公搬走了。住在沿江南岸木棚里的水手家属们,立即半分配半自动占领了这院子。所以当我说的什么堂屋、回廊、后院、偏房、阁楼,等等,只是方便的称呼。

     这个原先的独家院子住了十三户人家,不管什么房间都住着一家子,大都是三代人,各自的乡下亲戚熟人时来时往,我从小就没弄清过这个院子里住了多少人,数到一百时必掉数。

     3

     我家一间正房,只有十平方米,朝南一扇小木窗,钉着六根柱子,像囚室。其实我们这种人家,强盗和小偷不会来光顾。窗只在冬天夜里下雨时才关上。而窗外不到一尺,就被另一座很高的土墙房挡得严严实实,开了窗,房里依然很暗,白天也得开灯。从窗口使劲探出头往那墙顶上看,可看到一棵大黄葛树的几枝丫丫。从中学街操场坝流下的小溪,在树前的峭壁上冲下陡坡,从那儿流入江里。夜深人静,溪水哗哗响,一点也不像野猫,倒像一群人在吵架,准备豁出命来似的。

     我家幸好还有一间阁楼,不到十平方米,最低处只有半人高,夜里起来不小心,头会碰在屋顶上,把青瓦撞得直响。有个朝南的天窗,看得见灰暗的天。

     这两个房间挤下我的父母、三个姐姐、两个哥哥和我。房子小,人多,阁楼里两张我父亲手做的木板床,睡六个孩子。楼下正房也就是父母的房里,一个藤绷架子床,余下地方够放一个五屉柜,一把旧藤椅,一张吃饭桌子。

     家里孩子大了,夜里只能拆掉父母房里的桌子,放一个凉板床,两个哥哥睡。白天拆掉凉板床,腾出空来放桌子吃饭,洗澡的时候,再拆掉桌子和凳子。说起来手续繁杂,成了习惯也简单。

     1980年,我家住在这个院子已有二十九个年头了。1951年2月1日由江北刚搬进这间小房时,父母只带着两个女孩。毛泽东在50年代鼓励生育,人多热气高,好办事,而且不怕打核战争,炸死一大半人,中国正可称雄全世界。大陆人口迅速翻了一倍半,80年代迈入了十亿。

     从我生下,我们一家成了八口,我从未觉得家里挤一点有什么了不起。以前,下乡插队的姐姐哥哥只是偶然回来,现在“文革”结束了,知青返城,开始长住家中。到1980年这两间板房快挤破开了,像个猪圈,简直没站脚的地方。这年夏天的拥挤,弄得每个人脾气都一擦就着火。

     几天前母亲对我说,大姐来信了,就这两天回来。

     大姐是最早一批下乡插队知青,因为最早,也就最不能够回到城市。她离过三次婚,有三个孩子,最大的比我小六岁。她生了孩子就往父母这里一扔,自己又回去闹离婚结婚。“天棒!”母亲一提起大姐就骂,“我啷个会养出这么条毒虫?”大姐一回来,待不了几天,就会跟母亲大吼大吵,拍桌子互相骂,骂的话,听得我一头雾水。直到把母亲闹哭,大姐才得胜地一走了之。

     但不知为什么,大姐不在,母亲就会念叨。一听见大姐要回来,母亲就坐立不安,时时刻刻盼望。我总有个感觉,这个家里,母亲和大姐分享着一些其他子女不知道、知道了也觉得无关的拐拐弯弯的肚里事。

     这年夏天,好多事情让我开始猜测,恐怕那些事与我有点关系。一家人中唯一可能让我套出一点口风的,是大姐。因此我也和母亲一样,在盼大姐回来。

     我是母亲的一个特殊孩子。她怀过八个孩子,死了两个,活着的这四个女儿两个儿子中,我是幺女,第六。我感觉到我在母亲心中很特殊,不是因为我最小。她的态度我没法说清,从不宠爱,绝不纵容,管束极紧,关照却特别周到,好像我是别人家的孩子来串门,出了差错不好交代。

     父亲对我也跟对哥姐们不一样,但方式与母亲完全不同。他平时沉默寡言,对我就更难得说话。沉默是威胁:他一动怒就会抡起木棍或竹块,无情地揍那些不容易服帖的皮肉。对哥姐们,母亲一味迁就纵容,父亲一味发威。对我,父亲却不动怒,也不指责。

     父亲看着我时忧心忡忡,母亲则是凶狠狠地盯着我。

     我感觉自己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大失望,一个本不该来到这世上的无法处理的事件。

     4

     父亲在堂屋裹叶子烟,坐在一张矮木凳上,叶子烟摊在稍高些的方凳上。方凳的红漆掉得只剩几个斑点,凳面有个小方块,嵌镶着四块瓷砖,中心是朵红花。这样一个讲究的凳子不知从哪儿来的。他熟练地裹烟。堂屋里光线暗淡,但他不需看见。他眉毛不黑,但很长,脸上骨骼突出,眼神发亮,视力却差到极点,一到黄昏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他很少笑,我从未见过他笑出声,也从未见他掉过泪。成年后我才觉得父亲如此性格,一定累积了无数人生经历。他是最能保守秘密的人,也是家里我最不了解的人。

     我放学回家,见房门紧闩,里面传来洗澡的水声。

     “是你妈回来了,”父亲说,极浓的浙江口音,“饿了没有?”他掉过头来问。

     我说,“没有。”

     我把书包挂在墙钉上。

     父亲说,“饿了的话,先吃点填肚子。”

     “等五哥和四姐他们回来。”我说。听着房门里的洗澡声,我突然不安起来。

     母亲一直在外面做临时工,靠着一根扁担两根绳子,干体力活挣钱养活这个家。四人抬的氧气瓶,过跳板时只能两人扛过去。她抢着做这事,有一次一脚踩滑掉进江里,还紧抱氧气瓶不放。被救上岸,第一句话就说:“我还能抬。”

     她不是想做劳动模范,而是怕失去工作,临时工随时都可能被开掉。她抬河沙,挑瓦和水泥。有次刚建好的药厂砌锅炉运耐火砖,母亲赶去了。那时还没我,正是大饥荒开始时,母亲饿得瘦骨嶙峋。耐火砖又厚又重,担子两头各四块,从江边挑到山上,这段路空手走也需五十分钟。一天干下来,工钱不到两元。另外两个女工,每人一头只放了两块砖,又累又饿,再也迈不开步,就悄悄把砖扔进路边的水塘里。被人看见告发了,当即被开除。

     不久母亲得罪本地段居民委员,失去了打临时工的证明,只得去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员介绍工作。

     那里的居民委员是个好心人,对母亲说:有个运输班班,都是些管制分子,你怕不怕?母亲赶紧说不怕。所以和母亲在一起工作的尽是些“群众监管”有历史或现行政治问题的人,没人肯去干的活,才轮到这批人去干。

     母亲随整个运输班班转到离家很远的白沙沱造船厂,下体力活,汗流浃背,和男人一样吼着号子,迈着一样的步子,抬筑地基的条石,修船的大钢板。她又一次落到江里,差点连命都搭上了,人工呼吸急救,倒出一肚子脏臭的江水。

     做了十多年苦力后,心脏病,贫血转高血压,风湿关节炎,腰伤,一身都是病。在我上初中时,才换了工种,在造船厂里烧老虎灶。算是轻活,烧全天。半夜里把煤火封好,凌晨四点把火启开,捅煤灰,添新煤旺炉火,让五点上早班的人可打到滚烫的开水。

     她住在厂里女工集体宿舍,周末才回家。回家通常吃完饭倒头就睡。哪怕我讨好她,给她端去洗脸水,她也没好声好气。

     卷起她的衣服擦背,她左右肩膀抬杠子生起肉疱,像骆驼背,两头高,中间低,正好稳当放杠子,是杠子的肉垫。擦到正面,乳房如两个干瘪的布袋垂挂在胸前,无用该扔掉的皮叠在肚子上。等不到我重新拧干一把毛巾,她就躺在床上睡着了。她的右手垂落在床档头,双腿不雅观地张开。房间里响着她的鼾声,跟猪一样,还流口水。我把她垂下的手放回床上,厌恶地把脸掉转到一边去。

     母亲在外工作,病休的父亲承担了全部的家务,到晚上天黑,他眼睛看不见,依然能摸着洗衣做饭。我生下后全是父亲把我带大。

     星期六,我和四姐天麻麻亮就去肉店排队,全家肉票加起来,割半斤肉。做成香喷喷的一碗,眼睁睁盼到天黑母亲回家。母亲还不领情,挥挥筷子,绕过肉不吃。父亲有次火了,拍桌子,搁了碗筷。他们两人你来我去,然后把我们轰出门,关门吵架,争得越来越激烈,声音却明显放低,很怕我们听明白似的。我认为母亲是到父亲身上撒气,心里更对她窝一肚子火。

     母亲很少带我们出门,不管是上街还是走亲戚。母亲岁数越大,脾气越变越怪,不时有难以入耳的话从她嘴里钻出来。粗话,下流话,市井下层各路各套的,点明祖宗生殖器官的骂法,我从小听惯了。但这是我的母亲,她一说粗话脏字,我就浑身上下不自在。

     我左眼右眼挑母亲的毛病:她在家做事放东西的声音极重,经常把泡菜坛子的水洒在地上;她关门砰的一声,把阁楼都要腾翻的架势;她说话声音高到像骂人,这些我都受不了。

     我当面背后都不愿多叫她一声妈妈,我和她都很难朝对方露出一个笑容。

     我总禁不住地想:十八年前,当母亲生我养我时,更明白说,十九年前时,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,怀上了我?

     打我有记忆起,就从未见到我的母亲美丽过,甚至好看过。

     或许是我自己,故意抹去记忆里她可能受看的形象。我看着她一步一步变成现在这么个一身病痛的女人,坏牙,补牙,牙齿掉得差不多。眼泡浮肿,眼睛混浊无神,眯成一条缝,她透过这缝看人,总认错人。她头发稀疏,枯草般理不顺,一个劲儿掉,几天不见便多了一缕白发,经常扣顶烂草帽才能遮住。她的身体好像被重物压得渐渐变矮,因为背驼,更显得短而臃肿,上重下轻。走路一瘸一拐,像有铅垫在鞋底。因为下力太重,母亲的腿逐渐变粗,脚趾张开,脚掌踩着尖石碴也不会流血,长年泡在泥水中,湿气使她深受其苦。

     唯有一次,早晨刚醒来,我听见母亲趿着的木板拖鞋,在石阶上发出好听的声音。她从天井走到院外石阶上,打着一把油纸伞,天上正飘着细雨。我突然想她也有过,必然有过丝绸一样的皮肤,一张年轻柔润的脸。

     我慢慢地明白了,母亲为什么不愿照镜子。她曾向三个姐姐抱怨,说家里一面像样的镜子都没有。谁也没搭这个茬儿,看来,她们比我还知道母亲实际上讨厌镜子。

     在母亲与我之间,岁月砌了一堵墙。看着这堵墙长起草丛灌木,越长越高,我和母亲都不知怎么办才好。其实这堵墙脆而薄,一动心就可以推开,但我就是没有想到去推。只有一两次我看到过母亲温柔的目光,好像我不再是一个多余物。这时,母亲的真心,似乎伸手可及,可惜这目光只是一闪而逝。

     只有到我十八岁这年,我才逐渐看清了过往岁月的面貌。

     5

     房门打开了,洗完澡的母亲对我说:“六六,你把倒水桶给我提来。”她穿了件自己缝的和尚领无袖衫,裤子短到膝盖,脚上还是一双旧木板拖鞋。

     母亲和我一起端起洗澡用的大木盆,往木桶里倒洗得混浊的水。母亲说大姐不是今晚就是明天,应该到家了。

     我故意说:“你等不到她,她准是骗你的。”

     “不会的,”母亲肯定地说,“她信上说要回来就得回来。”

     提起大姐,母亲的脸变得柔和多了,我瞥了她一眼,一不小心,水淌在三合土地上。她骂道:“好生点嘛!叫你做事,你就三神不挂二神。”

     我提着满满一桶水,迈过门槛。“别倒掉,隔一阵,你得拖楼上的地板。”母亲在房里大声武气地说。

     水金贵,一是水费高,二是常停自来水。几百户人家,共用一个在中学街后的自来水管。排队不说,那水总黄澄澄的,如果下江边去担江水,汗流浃背地挑上来,还得用明矾或漂白粉澄清消毒,做饭菜有一股铁锈味。除非断了自来水,平日江水只拿来洗衣拖地板。

     每家地小,仅容得下一个不大的水缸,还只能放在公用厨房里,一整家人用,再多的水也不够。男人都下河洗澡,懒得下坡爬坡的人就在天井的石坎上放一盆水,身上只剩裤衩。反正这里的男人,夏季整个白天也只穿裤衩,打光背。

     讲点脸面的男人夜里洗,大部分男人不讲脸面,光天化日下照洗不误,一盆水从头浇到脚,白裤衩被水一淋,黑的白的暴露无遗。我是个小女孩时,就太明白不过男人有那么个东西,既丑恶又无耻地吊在外面,我到厨房去取东西或往天井水洞倒脏水,就看见天井站着一排男人,老的,少的,白肉生生,一个紧挨一个,挤在唯一必经的过道边上,他们甚至当众在天井的水洞里解小便。

     绵长的夏天,经常一个月不下一滴雨。长江开始涨水,上游的水仿佛来得慢,一旦到了旺水季,一夜间便会淹没上百米宽的泥滩。这城市之热,没住过的人,不可能明白:从心烧,贴着皮肤的毛孔,火苗般一丝丝地烤。没有风,有风也是火上加热,像在蒸笼里,紧压着让你喘不出气。

     家里女人洗澡,男人得出去,到街上混,待到家里女人们一个个洗完了,才怏怏回家。女人放好木盆倒上水,掺一丁点热水,然后闩好房门,快快脱了衣服,洗得紧张,动作飞速:身上擦一遍水,打一点肥皂,用水冲一下,就算洗过了。

     我们家有五个女人,时间来不及,就不能一个一个洗,有时几姐妹得一起钻进房里。我受不了赤裸的身子被人看见,哪怕姐姐或母亲也不行。我经常等到最后,端一盆冷水钻进房内,闩上门,擦洗身体。家里人认为我有怪癖,一家老小共有的一间房间被一个人独占,谁也不会高兴。

     这是夏天。天稍稍凉快一点,洗澡就更不方便——没那么多热水,又上不起付几角钱的公共浴室。不方便就少洗不洗。干活的人一走近,就可闻到一股汗臭,街上每个角落钻出的许多气味,又增加了一种。

     冬天的冷,跟夏天的热,同样是难忍,这里从来没暖气,也没取暖的燃料。人们只能用玻璃瓶装热水,暖暖手,一家人围在煮饭的炉子边,有时干脆蜷缩在被窝里。夜里睡觉,把能穿上的衣服,都套在身上,躲进被窝,手脚冰冷,到半夜也暖和不过来。我的手难得有个冬天不生冻疮,手指不像胡萝卜。

     我把拖把放入水桶,右手提着水桶,用手臂扶着拖把的杆,身子倾斜着小心翼翼,走到堂屋左侧的楼梯前,右手换到左手,右手抓住咯吱响的楼梯扶手,准备上阁楼去。

     “你别忙着去拖地嘛,炊壶里还有热水。”母亲不高兴的声音,冲着我的耳朵,“你先洗澡,等会儿洗不成。”

     母亲一会儿要我这样,一会儿要我那样。我搁下水桶,沉着脸,站在楼梯前不动。

     她在扫洒在地上的洗澡水,把扫帚拿在堂屋干的地方舞了几下,扫帚上残留的水被干的地吸去不少。

     父亲抬起头,示意我按母亲的意思办,先洗澡。

     我只得听父亲的,取了脸盆去厨房倒来壶里的热水,关上房门,脱光衣服准备洗澡。看着自己汗渍渍赤裸的身体,闻到自己腋下的汗味,我觉得恶心透了。